现代最后贷款人操作规则的创新与发展

随着金融一体化趋势下金融危机频率加快、国际蔓延性增强以及对各国经济影响增大,各国央行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应对危机的实践也日益丰富起来,从而对传统最后贷款人的操作原则形成直接的挑战与质疑,促成现代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论文分析并评述了最后贷款人的主体、客体、利率及方式等.     

论完善我国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

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最后贷款人制度对防范一个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对该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方面均存在诸多缺陷,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背景下,为有效实现最后贷款人制度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社会功能,我国有必要确立“建设性模棱两可”原则、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的要素规定以及构建合理的最后贷款人配套机制。     

我国最后贷款人在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价值定位

最后贷款人作为金融安全网三大基石之一,在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隐性存在的最后贷款人没有解决好价值定位等问题,严重影响这一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必须将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价值目标定位为解决紧急性、宏观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能在个别金融机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中迷失其制度指向。     

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法律价值二元论

要保持金融安全稳健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到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价值。鉴于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需要,最后贷款人制度获得了其存在合理性,且在金融发展实践中证明了其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价值内容,可以分为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和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前者包括维护金融稳定功能、救助和处置金融机构功能、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权益功能,后者包括安全、秩序、效益价值等要素。     

简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援助能够恢复信心并且避免金融中介系统范围内的挤兑。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消除金融恐慌的同时 ,又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削弱市场约束力量。一旦市场错误地认为最后贷款人将提供低成本的方法去避免倒闭传染的扩散时 ,系统性风险将会真正发生。因此解决道德风险的根本在于设计分担相关损失的合理机制 ,降低市场总能找到低成本解决问题的途径的预期 ,以成本的上升来迫使市场约束的增强。同时央行应审慎使用最后贷款人制度 ,救助是有条件的 ,并应设立市场退出惩戒机制。在最后贷款人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之间在理论上存在均衡边际替代率 ,存在两种机制作用的边界 ,然而将银行业完全推向市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更多的应是在二者之间进行相机抉择。同时央行在实施最后贷款人职能时要考虑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论法治视野下的金融危机根源及启示

美国法律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规范不力,对信贷管制松弛,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到位,对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保持协调发展缺乏规范等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启示我们：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坚持从完善法律规范的角度来夯实制度措施,从“危机”的教训中来进一步提高应对危机的研判力,从国情出发来科学确定对策,在应对“危机”中健全经济金融科学发展的法律措施。     

论法治视野下的金融危机根源及启示

美国法律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规范不力,对信贷管制松弛,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到位,对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保持协调发展缺乏规范等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启示我们: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坚持从完善法律规范的角度来夯实制度措施,从"危机"的教训中来进一步提高应对危机的研判力,从国情出发来科学确定对策,在应对"危机"中健全经济金融科学发展的法律措施。     

我国银行危机处理措施的法律思考

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客观存在,但我国处理银行危机的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处理措施单一、制度设计过于简略、对个人的存款利益保护不充分等.国外许多国家银行危机处理措施除了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外,尚有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两种保障措施.我国完善银行危机处理的措施在于完善接管重组制度,构筑必要的应急措施,收购兼并制度、破产制度,谨慎实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法律制度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借鉴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金融安全网中的一道有力屏障。然而,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形势下,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受到一定的挑战与冲击,如适用对象的扩大问题、金融监管权与货币政策分离所引发的难题等。同时,这一制度运用所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必须根据现行的金融关系对该制度进行相应的矫正,并运用“建设性模棱两可”原则来克服该制度的道德风险。     

从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视角看全球金融危机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欧美金融危机,被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乔治·索罗斯称为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是由美国联邦利率不断上升所导致的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危机引发的一场次贷信用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暴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金融界和金融监管当局没有严格执行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要求。为此,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应以巴赛尔资本协议的指南强化对信息披露的指引、采用国际公认会计准则、按巴赛尔新资本协议要求把好监管关,以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国商业银行而言,要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强化风险管理。     

汽车制造企业发展汽车金融业务战略研究

随着<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正式颁布实行,设立汽车金融公司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国内汽车金融市场心仪已久的国际汽车巨头纷纷摆出攻城掠地之势,国内金融机构也不肯拱手相让.面对一场无法避免的交锋,对没有金融业务经验的汽车制造企业,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此,国内汽车制造企业应当积极开展发展汽车金融业务的可行性、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运作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汽车金融公司的可行路径.     

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进展与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消费者联盟等国际组织都开始拟定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示范规则,美、英等国及欧盟、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启动并实施了大范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立法改革。展望未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独立性、统一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国际性不断增强,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有从传统审慎监管机构中逐渐分离趋势,并可望成为评估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深层次问题

金融危机有古典与新型之分。新型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与制度机理在于反市场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和驱动型起飞竞赛的发展战略。因此,正在转轨和已经转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除了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外,最根本的是要对其体制与战略进行改革和调整。     

文化产业：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美、日、韩等国家在经济危机后,靠文化产业带来的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实现了向文化产业大国迈进的目标。同样,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主要表现在：金融危机刺激文化消费拉动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危机催动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危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凸显文化产业优势、金融危机下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态势发生新变化。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实施文化产业品牌战略,拓展国际文化产业市场;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自主创新;制定和完善人才政策,着力培养文化产业人才等措施,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竞赛规则的正义考量

正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竞赛规则作为运动员竞技关系的规范化、客观化存在,是对社会正义的践行与展示。竞赛规则自产生时它就似乎暗示着由神意来裁决竞争的正义精神;在社会文明化的理性进程中,竞赛规则对运动员正当行为和理性欲望的承认、保护与规制更加突出了其正义价值;竞赛规则实际上是对运动员公平竞争的保障,它从竞赛条件和手段公平、机会均等、结果评定公平,营造良好竞争秩序等方面遵循着正义原则并以此规导比赛现实。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正义的统摄下进一步完善竞赛规则,努力维护和构建一个符合现代文明的理性竞技场域。     

完善《公司法》中公司债券规则的基本思路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的要求下,统一债券法制成为既定目标。基于组织法与交易法的功能分野,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将《证券法》中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受托管理人制度移入《公司法》,以适应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整体性特征,提供更为明确的组织法规范。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高效、专业以及修法成本,现阶段《公司法》中公司债券规则应强调原则性与基础性,具体规则应于行业自律规范中保持更新并经实践检验以决定未来是否引入《公司法》中。     

虚拟经济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及其对策研究

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合理的"度"内,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过度膨胀超出这个"度"以致远离正常运行轨道时,将会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全面的经济衰退。因此,必须正确认识虚拟经济运行规律和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加强对虚拟经济的调控管理。要在发展中加强监管,在创新中加强监管,使虚拟经济在与实体经济适度的范围内发展,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云南矿产资源地方立法探析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使矿产资源地方立法在资源开发与保护、管理与利用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云南已形成了以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为中心,由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民族单行条例构成的矿产资源法规群,但是仍要按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以完善,对矿产资源实施资产化管理和资源化管理,实现地方立法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