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环境、行业管制与过度投资

基于法与金融理论和管制俘虏理论,外部治理环境和行业管制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在定性分析不同行业管制情况下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的基础上,选用2001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区域分布特征,构建外部治理环境与过度投资关系的OLS回归模型,分别以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样本对OLS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呈现局域空间集群现象,非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尚无规律可循.在管制行业中,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管制行业,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过度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中,各地区的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分企业性质,实证检验了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所选择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的投资规模负相关,但是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管理者的财经类工作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学历和教育专业对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企业产权制度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和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拔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产权性质、市场化改革与融资歧视——来自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证据

非国有企业是否面临融资歧视?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负债率差异,不能克服企业"自主选择"因素的干扰。本文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入手探讨融资歧视的存在性,构建动态跨期联立方程回归模型,发现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几乎不随现金流波动,而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受其影响,从而证实了融资歧视的存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提高了资本市场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不同所有制企业资金可得性的差异,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     

非财务信息、外部融资与投资效率——基于外部制度约束的研究

对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历来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与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另辟蹊径,从上市公司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发展趋势的非财务视角着手,对自愿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历年来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外部融资在受到外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在公司的非财务信息和投资效率的相互作用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市场进程化相对较低的阶段,公司通过非财务信息获取外部融资,从而扩大投资规模;当市场进程化达到较高级的阶段时,较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对外部融资的获取进行调控使其达到最优额度,既能够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也避免了过度投资的发生。但是随着从市场化进程的日渐加深,声誉对市场的作用消弱,信息对称度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财务信息的信息增量造成影响,也间接地弱化了非财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作用能力。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本文以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定量测算了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约束情况下的投资效率。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比最优水平低了约20-30％,平均投资效率仅为72％。（2）在上市公司的三种主要融资方式中,现金流量的增加不但能缓解融资约束,还能降低后续融资的不确定性;而股权融资和债务虽然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但前者无法降低融资不确定性．而后者会显著加剧融资不确定性。（3）大规模公司和东部地区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融资不确定性较低．而小规模公司和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逐渐加剧的倾向。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在现代公司的理财管理中,公司的投资行为一直备受财务学者的关注。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是当今许多国家均面临的问题,本文运用2003-2006年我国沪深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借鉴著名学者Richardson的思想构建模型分析企业的投资行为。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分析,笔者发现相对于投资不足而言,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     

共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制度环境和治理效率

本文在分解的两权概念下,在兼顾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框架中,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这些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的治理问题,并对代表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及东亚家族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是风险制造人与风险承担人应该对应;决策控制权与决策管理权应该分离;应通过强化各类市场竞争、完善控制权机制来构建高效的公司治理自适应体系.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与治理环境

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考察了治理环境对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地区治理环境指数与公司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低,但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这种相关性不显著;地区法治化水平与公司董事会独立性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无显著影响.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公司证券投资、所有权类型与资本结构决策关系研究

考察了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研究发现: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负债水平正相关,即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收益情况举债进行证券投资决策,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府的监管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检验了政策效果并明确了监管的重点与方向。     

股权结构的适度性与公司治理效率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适度的股权结构又是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决定因素之一。本文从股权结构的适度性角度来考察德美日公司的治理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适度性模型,从而对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