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

笔者着眼于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的现实操作,重点探讨社会协同实现机制的构建,详细阐述如何构建社会协同的政府主导机制、社会协同的责任分担机制、社会协同的合作动力机制、社会协同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机制、社会协同的集体行动机制、社会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协同的监督评估机制。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也是主动回应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学术界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与内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我国新型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激活社会各方治理力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制机制,建立制度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是克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弊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形势的必然选择。跨部门合作治理建立在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共同的价值目标之上,而且离不开一定的行政安排。通过建立一系列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形成新的合作治理结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社会治理：演进历程、逻辑特性和经验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破旧立新、持续推进的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时代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又遵循了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逻辑特性。其取得的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主要包括：坚持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政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和持续推进的执政风格。     

公平正义语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凸显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在此公平正义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态地分析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对现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引导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政府决策机制创新视阈下的腐败治理

健全完善的决策机制是政府正确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保障.创新政府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新型的政府决策机制是新形势下腐败治理的客观需要.在政府决策机制创新的前提下,坚持公平正义、民主科学、依法决策可以有效规避腐败风险,遏制腐败的发生和蔓延.关注和探讨政府决策机制创新视阈下的腐败治理问题,对于拓宽腐败治理视域,创新腐败治理方法,塑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形象,以及建立人民群众信得过的满意政府均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社会治理创新的反思与超越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形式,在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领域、社会治理成效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领导重视、科学谋划,离不开大力协同、勇于担当,离不开督促检查、严格考核。但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存在目标不清、思想保守,机制不畅、体制僵化,人员不足、素质不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以党建引领为先导,重视发挥党委核心作用;以便民、惠民、利民为目标,大力倡导政府主体责任;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依托,着力提高多元参与能力;以德治、法治、自治为保障,“三治融合”开创社会治理新局面。     

社会治理:从理念到方法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们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始终秉持"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必须切实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建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回应机制链

在全球化多元共生、开放、回应与同构的趋势中,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嵌入而具有非同源性,但中国因工业化、现代化的使然,仍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社会分化开始,并凸显出我国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管制模式的内生性冲突。因而在社会转型情境中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重设动力机制、社会机制,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制度安排还需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链才能持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的和谐。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法学视阈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化融合

现代企业出现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的源头。尽管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公司治理更关注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体现效率的价值追求;企业社会责任更强调外部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公平的价值追求。然而,两者却具有共同的理论内核——责任。这种做好份内之事的＂主观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合的基础。未来我国立法应在＂责任＂内核指引下,借鉴各国＂共同治理＂的成功经验,促进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     

社交媒体视阈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社交媒体正快速成为公众针对各种公共事务及公共话题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和主要渠道。它正在悄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政府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政府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还存在民生需求分析机制不完善、虚拟社区思路不清晰、社交媒体社会动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急需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社交媒体民生信息监测、分析与应对机制,加强社交媒体治理体制建设,创新治理理念,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动员模式,加强社交媒体中议程设置等社会治理方式。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