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访华之际,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纳尔逊使团通过开展对华调查,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在白宫方面的支持下,纳尔逊使团得以直接向国民政府索取诸多机密信息,并与美国驻华机构互通情报。纳尔逊使团在短期内即完成对华经济情报的搜集任务,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拟具针对性的建议,为维持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提供方案。纳尔逊使团在中国的经济调查活动,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的特色,同时折射出美国当局海外情报领域特使和常使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微妙关系。初次访华期间,纳尔逊与蒋介石确认了中美战后经济合作意向,这是缓解二战后期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但围绕如何开展战后重建等核心议题,纳尔逊使团未能促成任何具体协议,此阶段中美之间的谈判与互动反而暴露出双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伯利恒合同与美日在华外交博弈

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被誉为日本近代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民主主义先驱者的福泽谕吉，在其为日本的独立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为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侵略外交思想制定了前进的方向。在评价福泽对日本的文明启蒙所作的贡献的同时，对其文明观中的侵略扩张思想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

章太炎对东方语言文字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将语言文字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字不仅是民族文化之根,代表着一国的"文化身份",也是将亚洲各国团结一起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纽带工具。章太炎对东方语言的认识,以及其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研究章太炎的近代东方语言文化观与日本之间的联系,这对全面认识章太炎的思想和此期复杂的东方时代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融外交与货币国际化:美元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

美元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国际货币,其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美国在美元国际化的进程中采取了什么策略,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值得探讨。美国在20世纪前30年推行的金元外交是现代金融外交的开端。金元外交在推动美元国际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元外交在拉美建立了美元主导的货币制度,通过海外投资和商业贷款推动了美元的交易规模,推动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对"去政治化"的对外援助和相对"中立"金融专家的参与使美元更能为国际市场接受和认可。金融外交可以为货币国际化营造政策环境并通过实际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货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条件。金融外交可以推动建设有利的货币制度、扩大本国货币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使用规模、推动本国国际金融市场建设并提升本国货币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度。鉴于美国的经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利用金融外交建立有利的货币制度、推动交易规模和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以平等互助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争取他国的认可与支持。     

近代中国商标法的肇始及其演进

商标法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代中国商标法在逐渐吸收和融合外域法律文化的某些因素,开始新的商标法律体系的整合、重建过程的同时,也由此踏上了一条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启蒙期、草创期、成熟期和改良期。     

论威尔逊的全球主义

威尔逊以纲领的形式明确提出完整的外交框架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倡导开放的世界体系。非联盟的、开放的集体安全思想 ,突破了均势安全的集团或区域界限 ,是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全球安全观。追求世界领袖、霸主地位把美国的政治目标拓展到全世界 ,是一种全球政治观。消除关税壁垒、实行平等的贸易原则 ,建立开放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是一种全球经济观。     

美国外交政策的四种主义述评

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深受"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四种"主义"的影响。四种"主义"分别代表着工商业者、传教士、律师和军人的价值观,它们的核心价值诉求基本不变,但其外在政策主张或因美国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因此,200多年来它们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力。     

伯利恒合同与美日在华外交博弈

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三皇同盟与近代俄德亲善的松动

俄、普、奥三方亲善是各自外交政策的基础,但德国统一后,随着欧洲格局的变化,俄德关系逐渐恶化.三皇同盟的形成表面上延续了俄德王朝合作,但其实质却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恶化.     

试析美国最高法院的外交功能

美国行政与立法机关在外交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司法部门既无兵权、也无财权,在对外事务中可供发挥的余地不多。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美国的司法系统逐渐形成了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法院对外交案例的积极介入,还是消极规避,均对美国外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联系的加强,美国法院在对外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     

“五四”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观——《太平洋》与威尔逊主义

国际主义成为世界政治思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透过《太平洋》等杂志的引介,＂五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思想是战后国际政治的新兴势力,并可以成为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从温和到激进:巴黎和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社会行为是社会思想的直接结果,社会的剧烈震荡,往往是由思想的震荡开始的.中国近代激烈的社会革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其根源在于巴黎和会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出卖.这一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也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从原先对西方的崇拜,对威尔逊主义的敬仰,迅速走向对西方的憎恶.这一切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发生的.这几个月的心灵激荡,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温和走向激进.思想的激变,瞬间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论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及相关研究

自1862年千岁丸号幕末遣清团首度访沪以来,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一方面强调其不洁、犯罪、诱拐等魔都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摩登时尚充满期待和眷恋。这看似充满矛盾,但却统一于他们观察中国的东洋主义态度,即像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一样,从既有的文本阅读和相应的意识形态诉求出发,关注的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日本对上海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并逐渐将这一态度与日本军国主义结合起来。徐青的《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就在时间维度上,以在日本发行的报刊杂志、纪实报道、旅行指南、小学生作文、电影歌曲及影星轶闻等国内难得一见的资料,纵横交错地梳爬了近代日本人上海认识的多重吊诡。结合其他相关著述,在对此作出评述的基础上,描述了矛盾的上海形象塑造背后的悖论。     

灾难外交：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一个灾难频仍的世界,如何处理受灾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灾难为公共外交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促生了以灾难为媒介的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灾难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具有灵活性、形式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成为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本文将结合"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分析。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实践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日益加剧,韩国被迫“选边站队”所承受的体系压力相应增大。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韩国充分发挥外交灵活性,坚持基于韩美同盟关系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调发展的外交策略。韩国一方面选择追随与依赖美国,不断升级韩美同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与中国的战略沟通,以多种渠道、从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互动合作。未来,在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的外交灵活性如何发展演变仍然存在着诸多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