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支配与汉代豪族的大地产性

豪族集多种特征于一体,大地产性是豪族重要特征之一。豪族大地产的形成与权力支配密不可分。豪族占有土地的方式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权力占有,豪族的大地产是权力支配的结果。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一极盛一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南宋新型军正制度与基层治安管理之创新

军正是汉代军中的执法官,汉代以后一度消亡,以至有学者说汉代以后不见军正之名。实际上,在南宋时期,军正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县域民兵武装最高统帅。南宋军正制度是在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前期主要存在于沿边路份,后期逐渐推广到全国,成为维护基层治安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是政府与地方豪族利益博弈与共生的结果,既默许了豪族控制民兵武装的现实,又将相对独立的民兵武装纳入了国家统治体制,成为国家与地方豪族之间利益的平衡机制,可以说是一项相当成功的制度创新。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北魏孝庄政权的构成和衰亡

北魏灵太后执政时期,宗室与皇权之间产生了隔阂.彭城王元勰的儿子开始与朝廷离心离德,其子元子攸在汉族官僚中建立了私人势力.与此同时,代北部族酋长尔朱荣势力坐大,开始觊觎最高权力.此二人在肃宗去世后,一拍即合.尔朱荣拥兵南下,扶助元子攸为皇帝,即孝庄帝.尔朱荣把持政权,引起孝庄不满.于是孝庄帝联合宗室、官僚和地方豪族,刺杀了尔朱荣.但是孝庄政权没有及时利用地方豪强,缺乏足够的武力对付尔朱集团的反扑,最终被迅速颠覆.     

略论辽朝军事机构及军事制度的特色

辽朝的军事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以至边防，都比较齐备，而且，以武立国，全民皆兵，指战统一，权力集中，学习中原，军事制度特色十分突出。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的等级划分与权力演变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是地方行政军事化、名号"品位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重要反映.曹魏时期地方官加节仅有假节与假节钺两级区分,并且对假节者和假节钺者的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西晋时期才根据拥有权力的大小将地方官加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将钺的授予对象限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和重大军事活动的征讨都督.魏晋及宋前期,加节的地方官拥有三项重要的权力--发兵权、指挥权与专杀权.宋中期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地方官加节者所拥有的由节带来的巨大权力一步步丧失.隋及唐初,随着统一王朝、强大皇权的出现,地方行政向民事化回归,地方长官加节成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加号.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之所以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评介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是崔向东教授在豪族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科研成果。多年来,崔向东致力于汉代社会阶层研究。曾出版《汉代豪族研究》一书,对汉代豪族进行整体性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崔向东又对汉代豪族进行地域差异性研究。历经数年写作完成《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摘要］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汉魏时期的吴地豪族

本文以汉魏为时代背景,吴地为空间范围,以地域豪族为切入点。豪族在地域社会中产生,以乡里为根基,不同地域豪族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性。本文通过研究吴地豪族的来源、发展及地域性表现,更深层次认识吴地豪族在汉魏豪族群体发展的独特性,理解吴地在汉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隋文帝对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统一全国,隋政权面临控制江南“易动难安”的地方势力、巩固统一局面的问题.隋政权据有江南后所面临的形势较之西晋灭吴时要复杂得多,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使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江南腹地经济的长足进步,浙东山地、赣江流域以及福建、岭南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地方豪族,亦即史书所谓“溪洞酋豪”,这些“顾恋巢窟”的地方豪族趁梁陈之际的混乱局势,起兵控制了地方政权,与孙吴以来的三吴豪族和西晋末徙于江南的北方士族一同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隋政权要安定江南,必须针对江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关键在于处理好隋中央政权同新被纳入其统治之下的江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消其反侧之心.可是,隋文帝杨坚灭陈后针对江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未达到控制江南,维护统一的积极效果.试分述于后.     

软权力视域下的军事软权力理论探析

军事软权力的概念由中国学者首创,是对约瑟夫·奈经典软权力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延伸,但目前并未取得广泛认同。其根源在于软权力理论的内在悖论及对军事软权力探讨的缺乏。笔者在软权力视域下,引入“权力资源”概念,在反思软权力的同时,对军事软权力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判断标准等进行解读。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