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开国前后文明观念的“华夷变态”

在开国前后的19世纪中叶,日本从推崇东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到完全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完成了文明观念的整体转换——“华夷变态”。在这一过程中,华夷观念、有关西方的知识及外部环境是影响日本文明观念的主要因素,伦理道德成为日本评判文明的主要标准。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谭嗣同“华夷之辨”与文化三期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作为一种武器的“正统”论:太平军、湘军合法性叙事话语评析

"正统"论于宋代定型后分"辨华夷""护纲常"两条主脉向前演进,这两条主脉在历史演进中相互批驳,相互渗透,或分流,或合流,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应用这一资源时所呈现出的不同取向。在湘军与太平军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太平天国以"辨华夷"为话语框架,接以"神魔二元"和反压迫话语,建构起"起义"合法性叙事体系。湘军则以"护纲常"为话语框架,通过痛斥太平军破坏纲常伦理的行为,多方面回应民生疾苦,建构起"讨逆"行动的正义性。这一历史案例表明,合法性叙事只有处于广泛且能被共享的价值语境之中,与受众、叙事语境、话语传统、历史发展大势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在合法性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日本文化视野中的“中国”

从文化角度上看,中国一词本身就含有地理区域、民族类别及文化体系等多重涵义,日本学者正是从这种文化角度来解读中国一词的内涵。这种解读既可以让我们审视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又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自身也一直在追求与中国相对等的文化地位。日本对传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接受,并且在汲收的同时,根据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加以过滤,将其本土化,这无疑反映了中日文明交流中的独特历史进程。     

清代滇西方志中“土司”、“种人”类目的内外分际

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三国政治对抗中的地域文化观略论

随着东汉王室衰落以及魏蜀吴三国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原乱局波及华夏边缘区域,在争正统的形势下,华夷之辨等文化观念亦在政治活动中有明显体现,本文拟对此做一简略考察。     

“逍遥三辨”与“逍遥之旨”

庄子的逍遥思想是通过“小大之辨”、“有待无代之辨”、“有用无用之辨”三个环节来表述的。如果只注意《逍遥游》中的“鹏鴳寓言”一节,则使庄子的思想成了断尾巴蜻蜓。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庄子的理想追求,也是庄子的自我设定与塑造。庄子,即逍遥游的象征。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惠及凶神恶煞:一种民间宗教态度——大理周城白族村田野调查系列之一

在大理周城的白族村民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民间宗教态度,即惠及凶神恶煞,本文提供了善请火神、敬拜罗刹、供养蟒蛇三个田野调查材料.这种民间智慧是一种高明的驭恶与用恶之道,它的别出心裁的分类逻辑、达成和谐的良好路径、包容他者的文化态度皆给予我们当下文化建构以有益启示.     

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

苗族在中国素以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而闻名.然而,事实上这一印象是进入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苗族最初作为近代民族集团诞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具体探讨了在前近代时期,曾经是南方是非汉系族群泛称的"苗",在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是如何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苗族",首先在汉文化这一"他者"的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