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廷藏书考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关条约》烟台换约考

根据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约定，中日双方于1895年5月8日在烟台换约。本文依据当时有关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对换约地的选定、双方换约大臣的确定、双方围绕换约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换约完成的具体时间和具体的换约地点，一一进行了考证，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源于宋代开封的成语考

宋代开封是中国历史的一大亮点,人文荟萃,产生了一些成语。如“半部论语治天下”“大事不糊涂”“开卷有益”“拂须（溜须）”“玉粒桂薪”“孤注一掷”“一网打尽”“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出人头地”“一笔勾销”“人微言轻”“坚忍不拔”“异端邪说”“德高望重”“叫苦不迭”“绿肥红瘦”“不三不四”“直捣黄龙”等。这些成语有帝王将相特点、政治特点、都市市井特点,归结起来凝聚成一大特点,即宋代首都的汴京特点。     

宋代历次明堂大礼考

有宋一朝,共行明堂大礼48次(北宋17次,南宋31次),嘉祐七年(1042年)三岁一亲郊制度形成完善、固定的制度后,共举行明堂大礼47次(北宋16次,南宋31次),与南郊大礼一起共同组成宋代祭天大礼的主流。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宋代交子具体诞生地探考杂识

诞生于北宋初期的“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由于现存有关史料甚为缺少,要提供具体诞生地的确切资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诞生于四川成都,是没有疑义的历史事实。     

宋代大冶富民监存世时间考

大冶富民钱监是我国宋代一座十分重要的钱监。它于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始置;后来曾经历过至少三度停铸、复置：其中第一次停铸后,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至八年（公元1075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复置,后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二月再度停铸,后再复置,后在北宋大观（大观年号共有4年,公元1107年-公元1110年）前后某一具体时间又停铸过一次,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秋七月己丑又复置过一次;后于南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并入了汉阳监。至此,结束了其独立存在的历史,但作为汉阳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铸钱的功能还一直存在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至南宋末年。     

芳名遗踪:宋代女性人名用字探考

在两宋历史中,相较于男子而言,留下名字的女子实在太少。就目前已搜寻到的宋代女子名字中,大致呈现出或带女性称谓,或多叠字,或有显现女子品行、智慧之词,或与佛、道信仰有关等特点。透过这些命名的特点或可窥见,在宋代,女子留名者多具有大致相同的职业或社会阶层;女子是否已婚,也在女子命名或称谓中显现出来。这表明,男尊女卑的现象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女性的地位日益下滑,即便在文化昌明和经济发达的两宋社会,仍然如此。     

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

国际监督制度对于人权条约的实施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主要由条约机构的缔约国报告程序、缔约国间指控来文程序以及个人申诉来文程序等三种国际监督程序所组成.在实践中,条约机构主要依据缔约国报告程序和个人申诉来文程序对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进行经常性和具体监督.国际监督制度在促进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浅议条约的过时保留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国际法调整的国际社会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国际主体问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国际条约的地位日益重要.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制定,确立了现代条约保留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但国际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关条约保留问题时有新的情况出现,条约的”过时保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严格按照公约的规定巳无法适应情势变更的需要.实践中,秘书长根据公约的精神灵活变通,国际法委员会也不断地致力于有关条约保留问题的研究,条约保留制度得以完善发展.     

宋代衡阳诗人廖行之用韵考

通过对宋代诗人廖行之的古、近体诗的押韵情况及各部特殊韵例、韵字的讨论,归纳了作者的用韵特点。古体诗阴声韵有通叶现象、入声韵有混押现象。近体诗较多出韵,首句入韵也不少。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致语”不始于宋代考

致语是筵宴乐舞演奏前乐人念诵的祝颂之辞,现存的多条史料可以证实,这种表演形式在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出现,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相当流行,而且从文体形式上看,当时优人念诵的文字内容与宋代成熟的乐语文体也存在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前人关于致语之制"始于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要寻找致语产生的外部原因,则汉唐时期胡乐的大量西来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上云乐>、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部分唐诗为此提供了若干证据.     

宋代追尊皇后祔庙考论

关于追尊皇后的祔庙问题,欧阳修、马端临、王鸣盛等人的看法差异较大,有必祔太庙、皆立别庙和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宋代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有四种:追尊皇帝的皇后、后嗣做了皇帝、神宗整顿太庙礼制时被升祔、因先帝太庙室中虚位而按照太庙礼制自然升祔;其他,则别立庙。透过宋代追尊皇后祔庙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现实皇权、士大夫态度在追尊皇后祔庙的实际运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条约成为国内法

条约成为国内法是必要的,因为条约成为国内法是合理确定条约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的需要,是正确适用条约的需要。条约成为国内法也是可行的,因为条约与国内法一样都是法律,同时国家既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条约的参与制定者或者认可者,使得条约易于成为国内法;条约对当事国具有法律拘束力,这给国家以压力和动力推动条约成为国内法。对缔约国有效的条约不能自动成为国内法,国家主要通过公布条约并指令实施、通过立法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等方式使条约成为国内法。     

苏轼与宋代诗学"活法"说考

"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最先提出"活法"说的是北宋西昆体诗人胡宿,至吕本中"活法"说得到更为系统的阐释.这中间,苏轼的一系列主张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苏轼是"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刍议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密切,对宋代女乐舞蹈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文人与宋人女乐关系内质是“才子佳人”。     

条约入宪基本问题研究

条约入宪,是指我国在宪法中就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的方式,“条约入宪”等同于纳入式,而现有的“自动临时纳入”应提升为“自动永久纳入”。此外,需要正视“自动永久纳入”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运用区分自执行与非执行条约、国内法在国内效力最高等一系列方法,使立法机关仍然切实掌握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自主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