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     

从两次大规模分权角度来重新认识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针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病,中共领导试图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大规模分权来构造一种全新的体制,发挥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优势和释放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潜能.但这种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下运用过去具体管理方式的做法,必然因只关注到我们以往在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外在分权形式,忽略了这种分权赖以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一开始就注定这种单纯靠"移植"具体管理方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重大缺陷.     

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空气质量的省级实证研究

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利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检验中国式分权对我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分权提高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转折点所要求的平均收入水平。支出责任过度下放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充足的财政自主权能够抑制空气污染。此外,中国式分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和科学发展,是改善地方环境质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必要举措。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转型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

中央与地方如何有效分权是任何国家的宪政建设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本文立足于"中国问题",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考察了转型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因、功能以及运作逻辑,既关注"字面上的宪法",更关注"行动中的宪法"。最后还从"国家建设"视角对未来可能的"省直管县"带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进行了解读,试图对之加以逻辑上的预测。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一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晚清变革中的财政转型与政治博弈

晚清以立宪为主旨的变革,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清廷与立宪派的较量,其中以商界力量为代表形成的立宪派发挥了重要作用。立宪派不断通过政治话语和理性交锋争取自身的权利,提出明确的财税、经济要求并通过资政院和咨议局积极参与政治,为达致立宪政治目标与清廷展开角逐。从财税立宪的角度来看晚清变革,探寻财政、经济与晚清政治变革的微妙关系,会发现以预算草案为代表的案例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博弈。预算案的政治博弈让具有近代意义的财政改革雏形具备,而国会请愿的政治博弈双输的结果导致了清廷的败亡。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