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乡政与村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兼论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意义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治理架构。乡政与村治二元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政村治的运作。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是实现乡政与村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从分化到分治：“多层竞争——合作”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 ——以陕西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政村治"体制形成的政府与村庄组织结构模式,因为乡政困难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21世纪初的农村综合改革则提供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在农村社区建设"倒逼"下,新的乡村治理体制有望形成。"多层竞争——合作"体制设想了乡村关系处理的新模式,提出通过分类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     

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实践——公共预算改革中的焦作模式

在借鉴国际参与式预算经验的基础上,河南省焦作市基于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了财政预算改革,成效卓著：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财政民主决策机制与“四权分离”的权力制衡机制,充分发挥了人大制度平台的作用,切实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合法利益。焦作市以财政预算作为改革的切入点,深刻影响着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发展,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网络时代文学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时代文学生产的泡沫化导致审美精神钝化,文学传播的商业化导致人文精神淡化,文学媒介的数字化导致价值立场虚化,文学交流的虚拟化导致身份认同异化,由此造成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困惑。积极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挖掘弘扬经典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学批评新标准,是走出网络时代文学价值认同困境的有效途径。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学术文献价值评价的困境与出路

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法则的泛化,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世俗化与功利化,使社会需求变异;迅速膨胀和功能不断被放大的大众传媒,导致社会大众"话语权"的丧失;浮躁的心态,浮躁的学风,形而上学的评价方式,使我国学术评价走入困境.净化社会环境,理顺社会需求,让社会自由评判成为我国学术评价走出困境的根本措施和出路.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温岭参与式预算的衍进与深化——基于预算民主恳谈“实验场景”的解读

始于2005年浙江温岭新河镇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和逻辑为：增加会次、会期——细化预算——会前培训——修改预算——修正议案——制定实施办法——设立财经小组。参与式预算培育了公共预算的“所有权”意识，使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现实，公共资源“优先权”的排序在多方博弈中实现了有效的均衡。2008年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又有了新的衍进和深化，其“实验场景”的表征为：在移植中开创新的局面，在常量中注入新的变量。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典型性与生命力正在放大。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而且在事实上启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改革——公共预算改革。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能源价值实现的困境及出路——以山东省为例

农村能源价值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情、国情范畴内农村能源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及价值追求。实现农村能源价值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山东省部分农村地区能源利用状况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农村能源价值的实现仍然面临着能源生态价值未能凸显、能源经济价值欠缺、能源安全价值体现不足、能源正义价值未能实现等多重困境,直接制约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能源价值的实现需要综合考虑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引领、城乡能源发展利益的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协调,并需要创造性地探索村镇集体能源供给等多种能源发展新模式。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文化是推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乡村文化振兴满足了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新发展了乡村优秀文化、有效凝聚了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城镇化率显著提升,乡村文化面临振兴主体力量流失、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文化空间日益萎缩以及文化产业转化活力不充分等现实性困境。为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各地要发展乡村经济,吸引流失的农民回归;加强人才培育力度,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重塑文化载体,巩固乡村文化空间;平衡发展效益,激发乡村文化产业转化活力。     

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困境

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的反思基础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试图消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明确主张多中心治理,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社会各行为体间通过谈判、协商式程序技术以治理社会公共事物,运用合作、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而最终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网络,尊重多样性在良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治理理论面临诸多内在的理论困境:它偏重直接民主,却仍然需要间接民主;提倡多中心治理,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其后官僚制前景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重构合法性的同时使责任的归属困难重重;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困境则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全球治理"的追求并未改变强权政治的本质现实。     

论我国高等教育学术为本教育理念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重视学术研究,在这一学术为本理念的思想指导下,在人才培养方面较为重视理论素养的培养。然而,这种学术为本的教育理念存在着和市场需求脱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走出这一现实困境,是一个亟待进行研究的课题,教育实践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笔者在分析我国高等院校学术为本教育理念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推进教育实践化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