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价值、内涵与路径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全民数字技能的必然要求。数字素养不仅包含人们在数字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必备的数字技能,而且包括数字思维、数字价值观等。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主要就是提升大学生正确认知和获取数据信息的能力,通过数据进行交流、沟通、分析、评价的能力,以及保护数字安全、解决数字问题的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等。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构建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切实增强大学生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的素质和能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时代新人。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进展、经验与展望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是政协履职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数智化运行的新型协商形态。本文以数字赋能为论域,阐释了数字赋能政协协商的内涵与效应,梳理了数字协商的推进历程,并以浙江省、湖南省数字政协建设为案例样本,从理念、平台、体系三个维度总结数字政协建设经验,揭示其在体制、技术、数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客观地看,当前数字赋能导致了协商的形式主义与“数字悬浮”;加剧了协商主体的分化;扩大了“数字鸿沟”;产生了“数字异化”等算法黑箱问题。因此,要构建数字协商机制,提升数字变革保障力;加强数字技术建设,推进数字有效协商;加强数据治理,发挥数字协商效能。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梯度嵌入与数字反哺：数字乡村建设中新农人的数字转化逻辑

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建设的讨论往往突出自上而下的数字构建,常常忽视自下而上的数字转化,因而也就难以解释“脱嵌与嵌入共存,赋能与祛能相生”的建设悖论。以数字新农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理解数字转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从流量竞争到公益反哺,数字嵌入乡村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梯度特征。数字在文化编码与行动反哺的推动下,逐步从“作为流量的数字”向“作为文化的数字”“作为发展的数字”“作为公益的数字”转化。数字的不断转化,使作为政策的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下扎根,从而实现数字对乡村的反哺。     

数字拜物教下劳动异化的生成与扬弃

数字拜物教是资本簇拥下的全新拜物形式,它不仅是人们对数据的主观崇拜,更是一种数字资本逻辑下的隐形社会控制形态。数字拜物教实现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由内而外的剥削和奴化,且集中体现在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上。数字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表现,其内在生成于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平台的搭建以及数字社会的全方位监控。数字劳动异化不仅加剧了数字资本的压榨程度,还造成了数字社会的畸形发展。文章从数字技术价值取向、数字平台发展模式和主体劳动意识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实现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以期为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及发展趋势

数字文化产业是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内容,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所进行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的新兴产业,体现出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出现诸多新业态,如数字媒体产业、数字电竞产业、动漫及衍生品产业、数字营销产业、网络文学产业、虚拟现实产业、数字教育产业等。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一方面促使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即传统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融合的过程,凭借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文化产品生产数量的增加和生产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促使了数字产业文化化,即数字产业巨头所推进的文化产业过程,这些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资数字文化产业。未来,数字文化产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下一个风口;BAT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资数字文化产业;短视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眼球经济"让位于"耳朵经济";用户下沉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动向;数字营销产业正成为热点行业;数字文旅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消费需求旺盛等。     

数字出版基地的内涵及界定

建设数字出版基地是政府倡导的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模式,并在各地掀起了建设数字出版基地的热潮。由于国家没有对数字出版基地做出权威的界定,各地又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本文以数字出版的定义为基础,研究数字出版产业的构成,进而探讨数字出版基地的内涵,认为数字出版基地是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高级阶段,并对数字出版基地做出了界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出版基地的概念。     

超越“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

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嵌入了行政体制,数字治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数字形式主义却因其反映出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成为数字治理被广泛诟病的症结。数字法治治理应直面数字形式主义所揭示的关键问题：数字权力真空、数字政府独特的技术语境、数字公平问题等。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对于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评,重新定位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通过完善“治理需求定位—技术引进—治理需求重定位—技术完善”的搭建式进路充分释放依法行政下的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基于2014—2020年全球49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构建了6个一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的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测算权重,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核密度估计方法,力图对各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的动态演进进行刻画,并采用面板回归分析对影响数字贸易发展指数的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2014—2020年,美国和韩国数字贸易发展指数均保持在世界前列,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中国在数字创新和数字贸易规模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数字贸易壁垒仍然较高,数字安全和数字技能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全球49个样本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但非均衡性缩小;数字贸易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制度质量、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影响,并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异质性的影响。提出新时代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应有序提高数字贸易开放程度、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相关谈判、健全数字贸易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贸易人才的培养。     

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动因、目标与路径——加拿大的改革探索与发展经验

数字技术不仅驱动了加拿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人才的需要、社会公平发展对跨越数字鸿沟的诉求以及数字化教育形态变革对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为基础能力目标,以培养胜任全球竞争的数字人才为高阶能力目标,以建构数字社会的公共理性为社会价值目标。在实现路径上,加拿大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环境,通过完善课程建设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有效落实,通过加强师资培养确保教师具备数字教学胜任力,以此推动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     

数字贸易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研判

为研究数字贸易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及其研究的前沿热点,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成果为样本,结合百度指数搜索“数字贸易”为关键词,使用CiteSpace V、SPSS 21.0、Excel 2010等软件,对数字贸易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学术研究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其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当前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研究内涵的界定与扩展、数字贸易发展新态势、国外数字贸易发展规则、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相关问题等方面; 随着数字贸易在互联网和传统领域的应用普及,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与治理、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关系、国内外数字贸易对比、数字贸易关联要素等方面会成为数字贸易研究的新趋势。     

数字时代劳动的新形态：近年来关于数字劳动的综述与展望

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争的关系梳理,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理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梳理并探讨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剥削逻辑下剩余价值的形成及数字劳动对数字大众、数字零工等群体剥削的影响等,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明确数字劳动的深层本质。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还存在概念与范围界定模糊不清、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研究存在争议、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阐述较少、研究视角创新不足等问题。发展数字劳动理论,学界需进一步夯实数字劳动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视域融合,探索摆脱数字资本剥削与控制的现实路径。     

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及其与我国的比较

本文详细梳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的最新动态,包括美国数字经济核算的概念界定、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和数据结果等。首先,本文梳理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变化,同时将我国数字经济分类、美国数字经济分类同时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在行业小类层面一一对应,详细对比美国与中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得到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与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基本一致的结论。其次,总结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从产品角度进行数字经济定义,在供给使用表基础上将产品对应至行业,在行业基础上进行数字经济产出和增加值等测算,同时对比研究我国和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统计核算工作提供借鉴。     

美国、日本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漫画出版已经成为漫画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美国和日本在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基于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我国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应该重视打造数字出版平台,扶持原创数字漫画作品;培育中小型数字漫画出版企业,扶持大型数字漫画出版集团;实施数字出版战略,打造数字漫画出版产业发展模式等.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度

为测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本文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技术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部门.针对数字经济生产部门,本文提出了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出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并采用生产法核算其增加值的方法;针对数字技术应用部门,本文将数字技术视为资本投入要素,开发了计算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的"两步法".使用该方法测算得到浙江数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15735.3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3430.4亿元,其中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由2015年的12362.4亿元上升至2018年17882.7亿元,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增加值由3372.0亿元上升至5547.7亿元.本文提出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可为其他地区测算提供理论基础,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数字经济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充分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建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