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

建国之初,革命回忆录的兴盛是新生政权营构关于自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教育、团结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王愿坚因参加革命回忆录的采编而获得营构并深化相关集体记忆的资格,其革命历史小说亦成为传播、延续集体记忆的桥梁之一。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     

情归革命的红色恋曲——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作为其主流文化资源而存在的。本文以"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为个案,探讨了当时这些文本在政治夹缝下对爱情的处理策略,由此推及十七年时期爱情书写的时代特征。从而展示了文学书写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修复集体记忆——对近年来革命文化再度勃兴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这种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实质上是主导意识形态在力挽被不断变异的革命之像以及芜杂的革命记忆,积极修复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重新确认革命正当性并强化政治合法性,力图使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当前,对革命集体记忆的运作既有必要性,也困难重重。革命集体记忆的"语义环境"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革命集体记忆的因素,对革命集体记忆的修复活动,即对革命资源与时俱进的凡俗化处理,因为"错位"而难免尴尬。     

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绿洲生活经验书写与文化阐释

绿洲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在从文化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的生产过程,指出绿洲作为新疆典型地理空间与生活经验的实体,广泛存在于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话语实践中,它通过对两种叙事资源的有机继承、四种空间功能的主题呈现以及四种话语建构模式的实践,完成了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绿洲生活记忆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的书写对象的建构。运用空间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总结归纳出新疆当代多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中新疆绿洲生活经验的话语建构过程,并尝试对这种话语建构过程进行文化阐释,可见这一话语建构模式对研究绿洲生活经验书写具有普适性,有利于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对当代文学中的绿洲生活经验书写做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与理解。     

现代中国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

前现代时期的少数族裔文学处于自为状态,晚清以来,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它们被整合进＂中华民族＂的谱系之中,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少数族裔文学进而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统摄之下呈现出三种面目：一、在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被时代的风潮挟裹、一体化,融入到启蒙话语的主旋律中;...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的演变

从性别意识和性意识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女性文学可以进行十七年文学创作、文学的恢复和发展期、转型期以及走向歧途四个阶段的划分,在这种阶段性的发展中,"身体"由遮蔽走向公开,"性"的书写成了一种时尚.由于这种失去文化背景的依托刻意对"性"的书写,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境地,在创作上作家们也无法得到新的突破.     

革命"乌托邦"书写:左翼浪漫文本的"先锋性"呈示

我国1930年代初涌现的体现"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文学,是一种呈现"先锋性"特点的文学现象.左翼作家站在文学潮流前头,以"先锋的姿态"看取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创造一种新颖浪漫文学形态,并以革命"乌托邦"书写,彰显出对"革命文学"文本固有意义的独特理解,也赋予浪漫文学以新的意义阐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所在.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 ——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

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到来之际,梳理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以寻求新的写作突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伴随着远征军入缅作战就开始了,从最早出现的各种战地报道、纪实性文学作品到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出现,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这一书写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启之后,作家们在历史还原和个体叙事两个维度之间深入展开,使这一段历史获得了新的文学意义。中国远征军作为一份厚实的文学书写资源,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当代十七年"时期的乡村革命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书写;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历史书写;四是新世纪出现的"废乡"书写.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以及理论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20世纪中国历史主题与文学思潮的衍变

以一个新的视角即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主题与文学思潮衍变为主线，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寻求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的宏观规律。作者认为文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上一世纪后半期——历史的跌落与传统文学走向没落；第一个３０年——革命的主题扩展与文学的自觉认同；第二个３０年——革命主题的变调与文学的被迫极端化；第三个３０年——经济主题的膨胀与文学的失落     

弹幕下的共同体:一种文学"人际书写"新形态

影视作品先天存在的空白与裂隙,召唤了新媒介下弹幕的出现.作为一种文学行动,弹幕对影视作品中的空白和裂隙进行回填与补充,挽救了文学被图像榨取的命运.弹幕文学是一种"人际书写",是一种以无目标性、无边界性、未完成性为特征的文学新形态,是文字与图像融合、读者与作者融合的共同体,"人际书写"从根本上消解了受众身份,消解了读者与作者的二元对立,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共同书写".弹幕文学又因其公共性与社交性,使信息成为媒介,延展了文学的意义空间.     

作者偶像的失落与重生

文字出现后，才在文学中强调作者的地位并捧之为偶像。真正对作者偶像起着拆解作用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批评上（特别是广义的形式主义批评上），一是在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过程中（版权制兴起后，文学生产有了新的操作方式）。在新的力量对作者地位的颠覆中，影像媒体的出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社会发展与变化要求“作者已死”，又要求另一意义上的重生。作者是偶像还是不愿提及的对象，在这一矛盾中，体现出跨越偶像的诱惑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