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明朝“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刑事司法原则及其现代省思

《明史.刑法志》记载"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相行,未尝偏废也",明朝法律既有其猛烈重典的一面,也有用刑轻缓不失宽仁的一面,表现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特点,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明朝社会的发展。对该原则予以分析可以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

曹操“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说正误裴传永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中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此话颇有见地。关于三国之主如何善用人才及他们的用人标准,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曾撰文予以探讨,其中自不乏真知...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李小树名家名著，影响深远，为历代所关注。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及其《三国志》即属此类。然而，对于陈寿本人和《三国志》的一些内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晋书·陈寿传》记载说：“或云丁仪、丁广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     

“诸葛亮躬耕地”辨析

诸葛亮躬耕地究竟是在南阳还是在襄阳,是一桩久悬未决的历史疑案。考诸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古代地名沿革和当时具体史实的实际情况,及最近发现的明代嘉靖年间《河南等处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认为:(1)一些同志提出的“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今襄樊隆中,绝不可能在南阳宛县”的说法,论据不确,难以成立;(2)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宛县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华佗”并非真名

华佗(141—208)是我国后波时期一位杰出的大医学家。范晔,《后汉书·华佗传》说:“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并说他“精手用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标量”。他还发明了全     

官渡之战并非“以弱胜强”

官渡之战素以“以弱胜强”著称。史载曹操以“不满万”之兵击败袁绍的“精卒十万,骑万匹”。然而是否属实,裴松之早就提出有力的质疑:“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亡,来应如此之少也。”按,官渡战前曹兵屡有激增:破黑山于毒等十余万;破青州黄巾三十余万,收其精锐号曰“青州兵”;建安三年终破吕布,并其众。拥有三、四十万兵力难道     

“寒窑”并非古迹

1984年西安出版的《西安导游图》把“寒窑”标为古迹,不妥。 “寒窑”纪念的主人公薛平贵与其妻王宝钏,是地方戏曲中的人物,见于《王宝钏》、《红鬃烈马》、《武典坡》诸戏中,并非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其来源有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重才岂能轻德

云南大学马加爵残忍杀害四名同学、清华大学刘海洋硫酸伤熊、湖南岳阳女中学生纵火焚校等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不能不让人对我国当前的德育教育进行反思：重才岂能轻德!本文试就当前我国德育教育出现误区的成因及相应对策做粗浅探讨，以抛砖引玉。     

论“宜荆荆”历史文化同源

＂宜荆荆＂三地地理相近、具有独特的地缘文化;人文血脉相融相亲;行政区划联系紧密;经济文化发展相似;民俗民风趋同。自古以来,三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渊源流长,具有历史文化同源的特质。本文拟根据考古遗存,历史文献等史料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论证＂宜荆荆＂三地合作的历史依据和发展的新契机。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关于葛诸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评价说:诸葛亮“冶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撰写《三国志》,在《蜀志·诸葛亮传》末的评语中,盛赞诸葛亮施政执法的同时,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     

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

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平息了雍闿、孟获等在云贵地区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南征”。这是三国时代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不仅是见于当时,对后世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蜀汉朝廷“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在诸葛亮死前一年出生在蜀汉政府还做过“观阁令史“的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中,记载“南征”一事十分简略。对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孟获,甚至连名字都未提及。《华阳国志》和斐松之注《三国志》,在“南征”一节上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实,但仍旧显得十分不够。因此,“南征”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着重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孟获的族属,“南征”的性质,“南征”有没有引起民族迁移。同时,对“南征”进军路线和主要战场,也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自陈寿指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一千七百多年来,非议者有,赞同者有,至今争议不休。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刘忠义，田相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     

“轻罪过”与“重罪过”:元代的诉讼分类与司法秩序

元代刑名与婚田钱债等诉讼有着明显区别,但二者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更多是统一在公权裁决下的轻重、大小之别,即所谓的轻罪过与重罪过。相应的,元代司法制度中不同案件的诉讼程序亦没有严格区分,而是在某些环节有所差异,以及在审级制度下形成的自理与奏报的潜在分离。但在地方官员的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案件又展现出相比制度设计更为明显的差异。从制度设计到现实司法秩序,元代的诉讼分类展现出十分复杂的图景,同时对明清时期有着重要影响。     

China并非源于“昌南”

一些报刊在说到景德镇瓷器时,常常把英语的瓷器一词(china)说成是由景德镇的原名“昌南”转化而来的,进而认为英语的中国一词(China)源于“昌南”。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中国在秦代以前就同西域国家有交往,而景德镇的瓷器传入波斯等国是明代中期之后的事。如果说古罗马人因为有了昌南的瓷器才知道有中国,把中国称作China,那就把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交往至少推后了一千七百年。再说,要知道英语的“China”是怎么来的,应该查查英美国家的词源词典,看看他们     

“何志”并非东莞太守

<正> 有一篇介绍香港地区古代隶属关系的文章,谈到东莞郡宝安县得名的由来时说,“……而其首任东莞太守之何志,盖即曾先任司盐都尉者”,认为历史上第一任东莞郡太守姓何名志。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东莞郡是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三三一年)建立的,下辖宝安、兴宁等六个县,郡治在今日宝安南头。这里历来是一个产海盐区,东吴时开始设立司盐都(校)尉管理本区盐业,这一盐官也长驻南头。东莞立郡之初,首任郡太守是由原日的司盐都尉转职的,但首任太守姓甚名谁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