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中西科学的知识论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这也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同时,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对照近现代西方科学,毕竟无法相比。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科学史研究者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了”这个所谓“李约瑟难题”上面。 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转换一个问题更有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科学?实际上,中国学者比李约瑟早20多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且不说“五四”前后对这个问题作的广泛化的讨论了。 本文打算从知识论角度通过中西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种研究似乎介于“内史”和“外史”研究之间,紧紧扣住科学作为主体的认识活动这个论题进行。     

中国古代有商法吗——对“重本抑商”的历史思辩

作为私法文化的商法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由于大陆农业文明决定着我国古代商法呈现出与欧洲海洋文明下的传统商法迥然不同的态势,在“重本抑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商法呈“之”字型发展轨迹,并导致官商现象的长期存在。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商法时,我们不能机械地比照欧洲商法内容,方枘圆凿;在移植西方现代商法时,我们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削足适履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古代租佃契约

在公法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的契约文化,没有体现在法典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大量的契约文书当中;虽然没有系统的契约原理的支撑,却在传统和谐观念的指导下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其中,租佃契约是联系民生最为紧密的契约类型,充分解析租佃契约以及“租佃”的涵义,对于理解租佃契约在构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影响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定位的因素

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的种类划分，国内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的定位会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政建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市场经济 建设与WTO规则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功能模式应定位于一种“ 协调模式”。     

中国“固有民法”之研究——以罗马私法为参照

中国“固有民法”是近代以罗马私法为参照产生的概念,其所对应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有关婚姻、家庭等身份关系和商品交易等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在表达形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罗马私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体系化的民法典形式,并为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提供了理想模本.而多层次的中国“固有民法”以成文法典中零散的相关民事规定、民事习惯为主要表现形态.中国“固有民法”与罗马私法用不同的民法表现形态追求着“诚信”等相同的法律理念.近代以来,中国继受了以罗法私法为源头的德国民法典的表现形态.对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两者之间差异性、相同性以及融合性的研究,其目的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继受德国民法的本土资源,以期为当下中国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中西比较视野的逻辑支持.     

热爱痛苦与逃避悲剧——对中国雄浑与西方崇高观念根源的思索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论争,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如果说有悲剧,为什么中国悲剧观与西方大不相同?如果说中国没有悲剧,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Sublime) 范畴之争。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强调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没有达到近代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论私法观念的更新

私法目的和私法自治两个核心私法观念需要更新。应该为私法目的正名，中国传统文化“任公而不任私”的古训值得批判，社会主义过去只讲“大公无私”的举措也值得反思。私法保护私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合乎人性也合乎道德，私法保护私利但又超越私利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重评私法自治，实行私法自治是历史的必然，私法自治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私法自治不等于无政府主义。     

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

<正> 二十年代,曾经有过关于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经过了六十来年,这两三年又出现了“文化热”,这是值得高兴的。为什么文化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呢? 应如何看待近代西方文化呢?这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必须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复杂的内容。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就必须:第一,对于传统文化     

略论民法与礼——中国古代民法文化不发达原因分析

中国民法文化自古发育不良,这一点为世人所公认。但最近,有些学者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民法的首要渊源。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具有几千年礼教传统的中国的民法文化,不但不存在发育不良的问题,而且远远走在世界前列了。一、问题的提出:礼是中国古代民法吗?礼是民法的渊源吗?民法文化不发达,并不是表现在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上(英美法系的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民法典,但民法也很发达),也不是表现在所谓的“民刑不分”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发挥民族文化优势促进当代科技创新--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

英国李约瑟博士 ,以毕生精力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曾经创造了无数领先于世界的科学与技术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但是 ,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 ?为什么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一进入近代就突然落后了 ?他却始终没有找出答案。这就是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和认真研究的所谓李约瑟难题”。80年代以来 ,学者们对破解“李约瑟难题”达成了如下共识 :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 ,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由宋正海和孙关龙两位先生编成《中国传…     

华夷秩序与中国古代国防

文章探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防的原因。作者认为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国防是在以中国中心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观的指导下建构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 ,“中国”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 ,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① 。并对古代中国的国防理念、国防战略实施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 ,传统的华夷秩序崩裂 ,中国逐渐被纳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之中 ,近代意义的“中国”开始凸显 ,并即此启动了古代国防向近代国防的艰难转型。     

"中体西用"在当代中韩的再关注及其文化意义

我们不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新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时,希望能够通过回到近代的“中体西用”论来解决问题。就中国而言,儒教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也不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没有断裂,也没有面临失传的危机。真正的危机,乃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危机”之文化心理本身。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从对“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哲学范畴的历史内容的梳理与现实阐释开始,来逐步解决包括当代中韩两国在内的东亚儒教圈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心理需求问题。     

劳动法典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体系型法典是最高级的立法形式，应当成为劳动法典的奋斗目标。劳动法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一个法律领域，劳动分工带来了大量同质化的劳动关系，为大规模劳动立法构筑了社会基础，数字经济的兴起又带来了以平台用工和远程工作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关系类型。观察中外历史，劳动立法一直秉承着平衡理念，即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劳资自治”与公权力“他治”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此价值理念决定了劳动法典的建构基础，也使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成为可能。以历史逻辑为鉴，我国应当在理论逻辑中区分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劳动私法关系和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劳动公法关系，以各自完备的价值理念实现规范的整合，同时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分别编入归属于公私法律部门的劳动法典条文。新就业形态难以进入传统劳动关系，因此可独立成章，形成规范传统劳动关系的“大劳动法典”之外的“小劳动法典”。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简论

近代中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没有独特的由空想到科学的演变道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过何种影响?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领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意义的。一列宁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近代中国文化思想也具有这     

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传统史家的心理透视

中国史学,起源很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诚如清末的梁启超所说:“试一翻四库之书,……以史名家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①直到近代,中国史籍之富,仍然是“其他国家所无与能比的”。②一部“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大“绝学”,而且以“其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以及记载的延续不断”而被西方学者叹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③。在中国古代儒术独尊、经学盛行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氛下,史学为什么能以对峙的形势与经学共执牛耳,成为学术文化领域的一大“显学”?在社会动荡、百家学绝的所谓“乱世”,史学这朵智慧之花为什么能够盛开不衰,一枝独秀?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这种史学独尊倾向?显然,仅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一角度来分析,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为观照点,从传统史家深层的心理需求出发,对此作些探讨。是否有当,待学术界师友教正。     

论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何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哲学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什么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以及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因此,值得认真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怎样解开巴门尼德思想之谜

巴门厄德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难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而不得解决的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三个向题没有弄清,即“存在”的含义及其实质,判定“存在”与“非存在”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的尺度,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弄不清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