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理与转型研究——基于“诺斯悖论”理论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展开,引发了诸多弊端。在此背景下,基于“诺斯悖论”理论,从分税制改革动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产权制度、转型期地方政府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路径依赖”对以土地出让为主的地方财政获取模式的强化作用方面,分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征用制度、科学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财税收益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向“城市公共治理者”角色转变、建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从异化到重构:论我国信托业的制度变迁

长期以来 ,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对地方政府存在着事实上的隶属关系 ,地方政府是信托的实际需求主体 ,并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信托业的路径依赖 ,导致了信托业发展中的“诺思悖论”和风险的积聚。在此过程中 ,中央政府对信托业进行了多次清理整顿 ,直到 1996年以后 ,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才开始从实质上突破信托业的原有路径依赖 ,并在市场需求主体的形成和推动下 ,开始了信托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贵州乡镇政府执行力提升的战略研究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低层次的地方政权设置,是整个政府体系最现实的代表,代表政府执行职能。贵州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镇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执行能力低下,许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无法执行到位,影响了行政效能建设。探讨贵州乡镇政府执行力现状,以期为乡镇政府执行力的提升提供良好的路径选择。     

论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理论基础

执行名义所具备之执行力原则上仅及于执行名义所载明之债权人与债务人,但在特殊情形下,执行力及于执行当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此即学界所谓的“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然而,审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操作,“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本质系执行法院基于债权人对第三人享有之给付义务不存在显著争议而通过略式权益判定程序制作新的执行名义,赋予债权人对第三人所享有之债权以执行力。据此,所谓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系属伪命题,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的理论基础并非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而只能通过重构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来谋求执行当事人变更追加得以正当化。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制度构建

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提高行政效能。制度的供给和创新应该成为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首要工作。制度通过激励或约束执行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执行力。运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框架构建了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制度层次,即从宪政制度、集体行动制度和操作性制度3个层次做起。宪政层次中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问题、集体行动层次中政府组织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决定了执行程序、执行责任等操作性制度的效力。中央需加强宪政及集体行动层次的制度设计,地方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设计各种具体制度。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必须体现“诚实守信”、“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德法共治”和“清正廉明”的伦理观。文章分析了影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建设良好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文化,培养良好的县域领导科学与艺术;加强伦理教育,优化社会环境;完善对公务员伦理品格及执行绩效的考核监控和监督;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伦理等。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专业实践赋能教育路径

在高等工程教育视野中,"赋能"意味着通过"激励+成就"的方式,综合运用多种教育实践手段赋予学生各方面职业能力,激励学生自身创新发展.然而,当前国内部分高校的工程专业实践中,传统的"师生授受"单向教育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遇到困境,无法应对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诸多要求,更无法积极回应我国制造业对新时代人才职业能力的多方面需求.实现工程专业实践赋能教育路径,即是通过将"赋能"思想进行教育学转换,以实现个体对所习得专业知识的实践验证、自主思考、知行内化至自我行为的转化,从而激励学生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努力做到知、行、能合一,获得从事未来工程职业的实践智慧.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美国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公共服务经历了“国有化改革”、“回归市场”和“多元参与”几次改革。这一改革路径,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兼顾公共服务效率与公平目标,努力寻求和探索政府的经营管理职能与服务公众职能之间平衡。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代表,其公共服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非常具有启示性。     

第三配置及其路径依赖偏好

对资源的配置除市场和国家外还存在着第三种力量,即本文所提出的“第三配置”。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考察,第三配置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偏好,对中国转轨经济中第三配置进行新设计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试论“为官不为”现象的逻辑机理

懒庸顽劣是“为官不为”现象的集中体现,导致了怠政、懒政、误政等问题。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反腐败的力度日益加大,社会中腐败的势头得到了有力地抑制,但是,这种“为官不为”现象却并未因此消失。从学理上来分析,“为官不为”现象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与政绩考核的制度设计、反腐败的广度及传统政治文化的路径依赖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构成了其产生的逻辑机理。如将个人政绩考核与集体政绩考核辩证统一起来,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拓宽反腐的广度,与此同时继续开创出全新的现代政治文化,这样才可有效地消除当前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     

“中国动漫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中国动漫梦”作为一种新口号、新提法,它是以“中国梦”理论为指导,是动漫产业的“中国梦”,是中国为了实现从世界动漫大国向世界动漫强国跨越的“中国梦”。通过对“中国动漫梦”的内涵和特征、分类和嬗变等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推动动漫学界深化对“中国动漫梦”内涵和实质的认识。为了让梦想照进现实,将“中国动漫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行动第一、实干第一的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动漫梦”的实现路径：坚持国产动漫精品的发展之路,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之路,坚持中国动漫教育的发展之路,建立适应时代的品牌战略理念,建立创新型动漫企业商业模式。     

中国特色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

科技园区是具有中国特色、居于政府、市场之间,体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握手的创新组织形式,是体现和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体现和实现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实体。具体路径包括：完善规划,引进海内外领军科技人才,基础设施创新,以“网络中心”逐步替代“权力中心”。政府治理方法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优化并结合。     

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分析——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

基于一定理论假设将Bass模型中技术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分别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应起来,并着眼于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建立起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函数关系,以此来对Bass模型进行变换,使其能刻画政府作用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速度和时间路径的影响。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以最大化技术扩散速度为目标构建最优化问题以求得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由最优化问题可知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大,最优政府作用力度就应该越小。还基于相关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并且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在促进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需要把握最优的干预力度即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在量化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求解出来的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系数可为政府有效和适当干预技术扩散提供理论上的一个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