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路:关于"道"的道说

人,走路。走路必得问（寻）路,而问（寻）路必得有亮光才有路可问（寻）。走路从未行到行,又从行到止;亮光从隐（黑）到显（白）,又从显（白）到隐（黑）;人从未生（无）到生（有）,又从生（有）到死（无）,为万物无一有一无行走之路,为“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而当“道”在道出之际,又总是以言说、“道之”等的样态显现,既为行走,又为行走之导引,为万物（首先是人）得以行走起来的“先之”之动态趋势。路有歧正,而“道”无不正。人,走路,就是走在求“道”的途中。人欲把握“道”,必得从行走的路上抽身而出,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它进行诘问,但人不能既行又止、既显（白）又隐（黑）、既生（有）又死（无）,因而人只能通过“损之又损”、“涤除玄览”,将本心之外所有附着物尽皆黜落,使之切近“纯一无伪”,实现对“道”最为切近的聆听与最为切近的体验,从而获得“道”的导引,自在地走在“道”中。     

作为经典的老子文本与隐喻机制

历来研究老子文本(指《道德经》)微言大义和版本歧变者众,但研究老子文本书写机制者罕见。以通行本为例,老子既要“言道”,又坚持认为“道不可言”,如此“两难境地”,老子文本选择以隐喻为核心的话语机制,借它物与“道”之“相似”,以“言道”之“能指”,实现了“道”之“可言”“可名”;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了“非道”、“不道”的一方面“不同”,也即溢出“能指之相似”之外的内容(所指),实现了“道”之“不可言”“不可名”之端。如此而已,实乃老子文本作为经典存在的关捩点,是认识老子文本话语机制的不二法门。     

借人之力,柔顺进取:《道德经》要义

要正确解读老子,就要有“我即老子”的观念,做到“知行合一”,并注意调动软知识,用实际体验来理解老子。《道德经》讲的是一种领导哲学,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和精神,这种领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借人之力,柔顺进取”。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其发展靠的就是自己的软实力;道是无名的,它通过“有”和“无”来表现自己;道必须与具体事物相结合但又不能拘泥于具体事物;道善假于物,它作为激活整体的机制,必须遵循顺应自然的原则;道永具生命力,它能够以弱胜强并敢于退让,能灵活变换自己的形态,且最大公无私。老子不反道德,也不反社会,我们对老子的态度应该是“同情的了解”。     

老子的“道”即“自然”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老子之“道”非指规律,乃为“自然”也。“自然”意味着: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状态是“自己如此”或“自己这样”的,它既不是因为外力的推动所致,又不是源于自己“有意”之所为,乃是“无力”和“无心”之统一。而“自然”观念的“逻辑”展开便是“反者道之动”、“无之以为用”和“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老子以此说明:“自然”才是生命之根、和谐之本和力量之源。     

“知足常乐”是良药

知足常乐,是句老话,也是不少人的经验之谈,虽也有讥是“小农意识”,但我仍对它很欣赏,很乐道。要说“知足常乐”是付良药,乍一听,话有点玄或离奇,“知足常乐”本是精神上体验与感悟,又咋与“良药”挂上了钩?且听我慢慢道来,细品味,知足常     

境界:中国哲学的人生之维

本文从实、境、心的分别入手 ,揭示人所面对的“两个真实”的世界 ,指出人的存在是境界式的存在。并认为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它旨在指出人生的理想境界。传统儒佛道都是具有内在系统的“境界学” ,并以“有”、“无”来概括传统儒佛道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     

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也谈《原道》之“道”

对《文心雕龙·原道》篇“道”的看法,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所谓“原道”,是说文原于道,或者,文本于道,此指自然之道。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据道为文,道又因文而明,由此产生了圣人之道。故《原道》中的“道”,也包括了圣人之道。关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认为自然界的色彩、形体,以及日月之使天空生辉,山川之使大地绮丽,都是体现宇宙间一切事物本质的文,它和天地并生,是自然的。作者从天地之文,联系到“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三才”中居主要地位的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思想而语言,语言而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道。而且“傍及万物,动植皆文”。《原道》用很大篇幅采阐述属于自然之道的     

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及其区别

“道”之古义有二:一曰行走的路;一曰人的主张。《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古文道从首寸。”“所行道”者,路也。道字“从首寸”者,人的主张之谓也。首,头脑。寸,尺度、准则。头脑中的尺度、准则是为主张。由路引申有方向、规范、规则等义。由主张引申有学说、道路、方法、引导等义。而“道”在儒家、道家和道教那里又具有不同的涵义。     

在有言和无言之间——对庄子的两种“无言”思想的考察

老庄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可有可无的影子,庄子提出“卮言”和“不言之言”,试图把语言的自性完全消解到存在之中。然而语言具有自己的生命,它常常突显自己,而遮蔽了本真的存在或道。在老庄贬低语言的各种表述后面潜藏着对语言的惧怕和警觉。老子追寻宇宙的本体即道,认为道存在于语言之外,因此主张“无言”,庄子从“有言”的认识论入手把道从客观的本体内在化为人的精神境界,然而庄子并没有因此而突破本体论的语言观,因为他仅仅注意到语言的遮蔽性,而忽视了语言对存在的彰显。在庄子那里,道作为一种内在的体验仍然被保存在“无言”之中。然而,正是“无言”的追求激发了言说的激情。于是,道在“有言”与“无言”中显现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中国的三教“和稚”与酒文化精神

酒与文字犹如酵母与酒瓤在互为因果相与发酵的漫漫岁月中日见其产品之醇正、醇厚和醇香,这就是酒与文学的天然缘分。酒之于文学的巨大威力要从生理心理以及酒文化的美学原理上来加以考察。美学生理学认为,人之所以爱美且能够十分准确地感受到美,是因为生命活力的作用,而生命活力要依靠一种被视为重估价值所最终根据的“强力”支撑。尼采认为在所有的强力状态中,“醉”是第一条。酒神精神就是生命的自由精神,中国的道家思想更接近西方的酒神精神。因此中国的酒文化精神应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对于酒文化而言,道家思想在儒道释三家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酒文化却肇始于儒家,这一则是因为酒的生理作用及其客观效力,二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儒道释三家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标。三家互补相融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美整体。儒道释三家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中国传统美学使中国的酒文化精神迥然有别于西方的酒神精神。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

《周易》是一部讲生命哲学之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本是《复卦·彖辞》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心”一词在《周易》中只出现一次。还有一个词那就是“仁”字,“以下仁”,也在《复》卦出现。“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学就是“仁本体论”。对“生”问题视域的展开,《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这是宇宙生成论的诞生地和秘密。宇宙生生不息而有秩序,“中和之道”是宇宙生生不息所遵循的“生生之德”,即规律。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三才之道”之一,理应维护这个秩序,忧患这个秩序被破坏,“吉凶与民同患”,这是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对传统科学的知识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的发展与传统科学的系统性进步不无关系。基于先秦典籍《论语》和《道德经》的文本记述,从基本科学概念的不同阐述与灵活应用、主要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与分析、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发展及其评价3个方面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儒道学派与传统科学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儒家重人伦,但吸收了传统科学的若干重要成果,以科学概念和传统科技成果去建构其庞大的社会人伦系统;道家讲自然,在对自然万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将传统科学认识运用到社会人文领域,既是对自然万物之道的社会延伸,也是将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知识建构。     

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

作为儒学地域化产物的湘学,其最鲜明的思想特色、学术成就是具有探索大本大源的原道意识.一方面,荆楚文化对天地之道的不懈求索,湖湘流寓学者对宇宙与人生之道的思考,构成了湘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湘学形成于道学鼎盛的两宋时期,它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故而湘学表现出强烈的原道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从儒家、道家、佛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认为,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讲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道家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既有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也有对生命自由的终极探寻;佛教重在弘扬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遵从道德法则、主动和被动的自由等自由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试析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和西方美学类似,中国古代道家道教一系也有自己的本体论美学思想,但是道家道教美学的本体是“道—美”。从“道”与“美”之关系、“道—美”的可感受性、“道—美”的美感特性三个方面讨论明代天师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 ——关于究竟何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之辨析

在反思与总结宋明儒学时,王船山对本体问题非常关注,且提出“太虚”“天”“太和”“道”多个本体概念。然而,本体只能有一个,那么,到底何为其真正本体呢?实际上,王船山乃以“太极”为真正本体,并从“太虚”“天”“太和”“道”多个角度进行疏解,进而对“太极无端”性质进行辨析。总的讲,他关于“太虚”“天”“太和”“道”之言说多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而关于“太极”本体之言说不仅是对《易传》《太极图说》的继承,也是对《易传》尤其是《太极图说》的发展。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