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实观看刘知几的史体论

刘知几以名实这一范畴为依据，对我国古代史籍体例与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试图纠正史学编撰中体例不纯、名实不副之弊。本文从他的名实观入手探讨其史体论，并分析了其史体论的特点、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体例分析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对中国近代的白看进行了十分细致且有条理的梳理，对中国近代报刊在各个时期的办报历程、宣传特色、宣传政策、报刊活动家、报刊分布状况做了全景式的呈现。其按政治运动分期的研究体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以其研究体例为分析对象，着重分析其研究体例的特征、形成原因以及这种研究体例的利弊。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

中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内容很广泛，大致包括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史书内容的具体表达方式及写作技巧两个方面。编写史书既要讲求体例，坚持体例统一，同时又要注意灵活运用。     

论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

中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内容很广泛，大致包括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史书内容的具体表达方式及写作技巧两个方面。编写史书既要讲求体例，坚持体例统一，同时又要注意灵活运用。     

论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史志类、书目文献类等“前”研究史著作进行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的总结；二是对百多年来学术史研究类著作的撰写体例、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史类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评骘，把百多年来学术史撰写体例概括为三粪者种，连带而及，对某些研究史类著作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文心雕龙·史传》的史评特色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评述文学理论的宏伟巨著.其中的《史传》篇雕镌史籍,探究史理,关于史体评论、史评准则、史才理论等对后世史学影响较大.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公文语体与新闻语体的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新闻承继了公文的某些特征,但与公文的性质、目的与指向不同而有别,只有认真分析二者的异同,才能避免新闻公文化或者公文新闻化的趋向。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文体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自建语料库比较分析了三个不同译者对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的翻译。以典籍英译译者汪榕培教授的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的译本和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本为参照,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译者文体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三个译本与《孔雀东南飞》的原文相比,译本的词汇量明显增加。在词汇量增加的同时,词汇变化量却在减少;汪榕培译本与Waley译本用词方面偏向归化,许渊冲译本异化特征明显。     

咏史与诉怀：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审美尺度分梳

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咏史诗的重要题材之一,本文从"社会历史的昭君"与"自然人性的昭君"两个面向讨论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尺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昭君"之福、义、勇、美形象,探讨"自然人性的昭君"之悲、愁、叹、怨形象,亦喜亦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昭君文化永恒的历史文化意义。     

中西古史对比研究

古代雅典、斯巴达和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发展方向一致而发展道路迥异的三大典型，充分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由于史观与史法的不同，这种辩证关系，迄无共识，本文先从澄清一个长期被曲解、淹没的科学原理——“两种生产”入手，然后对雅典、斯巴达与中国古史作一简要的比较、剖析，最终概括出决定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三个基本要素。     

当代闽台民间信仰史的几点比较

闽台民间信仰同根同源,1949年以来两岸的分治与社会政治的变迁,使得民间信仰遭遇了诸多曲折变化。文章对闽台两地民间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作了几点比较研究,探讨异同,以求有利于闽台民间信仰今后的交流与发展。     

余华与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比较研究

因余华在创作之初审美风格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在文学评论界,余华和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经常被相提并论。余华早期作品的审美风格有浓厚的模仿川端康成的痕迹,但随着余华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他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不同于川端康成的阴柔美,余华的审美风格为悲壮美。两个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其审美风格必然存在着差异。同中求异这才是作家比较的意义之所在。     

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对比——以两件龙虎尊为例

考古学与艺术史虽然颇具渊源,然研究方法和学术视角迥异。龙虎尊的年代研究可运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以探讨两种方法之异同,着力尝试将两种方法融会贯通于文物学研究中。通过对安徽尊和四川尊形制变化和图案风格分析,可看出商代中晚期之际铜器形别变化的大趋势。安徽尊年代要早于四川尊,其造型纹饰有可能是巴蜀一带的工匠效仿淮河流域铜器的风格。     

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

为探析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在不同年龄、教龄、学历等层面在压力应对方式的差异，使用《应付方式问卷》对155名公办幼 儿园教师和179名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更多使用“自责”的应对方式。具体 来看，“31岁及以上”的公办教师比“25岁及以下”的公办教师更多使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不同年龄组的民办教师在压力 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无显著差别。“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0-5年”和“6-10年”教龄的公办幼儿园教师更倾向于使用 “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0-5岁”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多的使用“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同 学历的公民办教师在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基于此结果，提出应建立民办教师社会支持制度，降低“自 责”方式的使用频率；加强专业素质培训，提升青年公办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观念，转变“幻想”、“退避”等消极 的应对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公民办教师中不同学历的独特优势等建议。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国风歌词与宋词比较研究

中国风歌词与宋词是一种借鉴与被借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二者有诸多共通之处。中国风歌词借鉴宋词,使其更具文学气息,散发着古典美,实现从俗到雅的蜕变;宋词也能借着中国风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获得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