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隋唐佛学思潮泛论

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生命力,而且从特定角度推进了中国本土学术.可以说,没有隋唐佛学,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探研隋唐佛学思潮兴起的缘由、盛况以及当时的"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主要宗派在理论上的独特创获,对于洞察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进程至关重要.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隋唐佛教的十二大哲学命题

隋唐佛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佛教的名词术语较为特殊，义理较为艰深，这又给研究、了解带来了诸多的困难。本文简要地叙述了隋唐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在各宗派浩繁的教理论述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十二个佛教哲学命题，予以剖析。隋唐佛学的精要，于中可见一斑。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浙江佛教第一人──智顗

本文对浙江佛教第一人──智一生的经历、佛学成就和深远影响作了介绍。智长期在浙江天台山传教弘法，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奠定了浙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佛教中国化的意蕴——《佛学与儒学》读后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至隋唐南禅宗的产生,这一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赖永海先生所著《佛学与儒学》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两种文化思想的根本异同、相互影响和历史衍变。本文只就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概...     

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浅谈隋唐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寺院和佛教僧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也比较活跃,他们参加到世俗的社会生活当中,救灾济贫、行医施药、保护生态、关心行旅,为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多独有的贡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丈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略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玄奘齐名,并称为三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转变之后,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被后秦主姚兴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短短十几年中,他通过对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进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影响波及到他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界。因此,研究鸠摩罗什的思想和其宗教活动,对弄清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发展,了解古代我国内地与新疆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往来,都很有意义。本文仅就鸠摩罗什的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以及他入关后的译经活动对中国佛教思想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论永明延寿圆融观的特色

永明延寿圆融观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首提"一心圆融"的概念;其圆融实践观首次"别开十义";"一心"和"中道"是其基本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其对于"一心"和"事观"的强调不同于华严宗和天台宗的圆融观;其圆融观并非是主张混滥,而是具有分析、料拣和批判;其是中国隋唐五代佛学的集大成,圆融性是空前的;在语言上多用表诠而不同于印度佛教哲学多用遮诠的形式。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