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李映发清代州县以下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如何？一般著述概论为保甲制度。有文章涉及里甲制度或图甲制度，但未作正面论述。这三种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何？与镇、集、乡、村、庄、寨等又是什么关系？理清这些问题，有益于政治史、经济...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民国时期湘赣边界保甲制度的实施及其效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1934-1945）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延至乡村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共。抗战爆发后,保甲体制进一步被强化,具有了军队化、警察化乃至特务化的性质,此时防共则成为其首要的中心任务。以湘赣边区的江西省万载县而言,保甲体制在动员和协调乡村社会力量,反对和防范共产党组织发展方面体现了明显的效果。     

宋代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初论

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其表现形式在北宋初为乡里制,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保甲制.乡里保甲制在宋代呈现为职役制.南渡以后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宋代乡里保甲制是继承历代乡里制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统治职能、运转方式和政治作用.     

明代"都"、"保"、"团"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

在明代基层乡治组织中,"都"、"保"、"团"等组织名目各自具有多种不同的实际含义.以福建地区为例,它们既是保甲制度中的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乡里组织和里甲组织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名目,其中,都"、"保"同时还是明中后期鱼鳞图册系统中的一种管理单位,"团"则另具有灶户组织单位和防倭乡兵团练名目之含义.其不同含义所对应的是不同的组织系统,其具体的编制方式、乡治职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也都各不相同.     

浅论清代两湖地区基层非官方组织的作用

清代两湖地区基层组织大致可分为官方组织、准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类。准官方组织则主要包括士绅阶层与保甲组织。这些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博弈成为维护两湖地区社会动态稳定的基本方式。     

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

按史学界熟习的常识,明代的里甲制度到清代已解体,并为保甲制所取代。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他许多地区,里甲制(清代文献一般称为图甲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是一种比保甲制更为重要的地方制度。人们在纳税、土地登记、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其他须证明自己身份的场合,一般都用里甲系统中的“户”来作为自己的户籍。然而,这种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经历了由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首先实行的是里甲制,以满足控制民户和征收赋税的需要;接着实行保甲制,以加强对日益增多人口的管理。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清朝对新疆州县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民国时期乡村政制的变迁——以苏南为例

20世纪初的中国乡制经历了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互融的历史变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传统权威被打破,现代行政权威确立。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考察其具体表现,并分析其经验教训。     

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

社仓作为民间的粮食储备方式,其基本功能在于积谷备荒。出现于明中后期的社仓,在推行过程当中,却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发挥着整合社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功能。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代的户口统计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保甲册,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对保甲与户籍制度、徽州地方社会等研究有重要价值.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保甲册还记载了多样的生理行业和广泛的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