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四种之发现

正文澜阁《四库全书》因遭太平天国战乱而散佚,丁氏兄弟收回八千余册,其余多数或被毁,或流入他人之手,经百余年递传,一些原写本之散卷零本今见于各地图书馆。笔者发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残本四种乃文澜阁写本,未为人悉。残本共四册,包括经部《春秋地名考略》卷六至卷八,一册;史部《古史》卷二八至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问题

一、缺本的经验１９２５年,陈仲益在《现代评论》十七期上刊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见》（以下简称《发见》）,全文如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有六千一百四十三函,计三万六千二百余册。庚子之役,紫禁城为日、美兵所占,尚能加以保存,未致损失。民国六年,清室检查原书,计失去子部一函,内贮《天经或问前集》四卷,三册,《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各一册;又失去经部《四书大全》十卷,子部《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集部《李太白集补注》一段。后经照热河文津阁本（即现存方…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论两汉经学的流变

两汉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件对后来封建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属“百家”之一的儒家,坐上了“独尊”的位置;儒家的主要代表作《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奉为“经典”了。据《汉书·儿宽传》载:武帝时,“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可见随着“经”的成立,“经学”也就出现了。这种变革不是偶然的。经典作家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西汉时期“经”的成立和“经学”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取得了社会统治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阐释者的文化意识与心灵历程——以李商隐诗歌之阐释为中心

(一) 现代阐释学哲学,特别是它在美学领域的运用是本世纪才在西方兴盛起来的,可是作为一门宣告和解释神谕的技术,它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并屡经变化发展,源流始终未断。中国自古无阐释学的名目,但对于哲学、历史和宗教经典的阐释行为,同样起源极早。一部《周易》,自春秋以来,就不知有多少人加以注释阐发,以致于清编《四库全书》,在经部《易》类就著录了有关著作484部,合4,141卷之多。所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都是对于《春秋经》的阐释。“六经之中,唯《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阙里颜太史真稿》非经书

<正> 《阙里颜太史真稿》是清朝颜光献的时文选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该书归到经部四书类(见经部四书类第三五一八种书),这是极不妥当的。颜光猷,字秩宗,号澹园,颜子六十七代孙,康熙癸丑科(1673年)进士,选庶吉士。著有《易经说义》二卷,《澹园文集》二卷,《水明楼诗集》六卷,《水明楼制义》二卷。《颜太史真稿》即《水明楼制义》,二卷二册。前册书刊刻于康熙甲寅年(1674),是颜猷的同学诸子评选,他的胞弟颜光敏(字修来,康熙进士)参订。书名题签为《颜澹园藏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古籍整理著作——评吴广平先生校注的《宋玉集》

宋玉是战国末年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 ,历来和屈原并称“中国文学之祖”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载 ,宋玉有赋1 6篇。据《隋书》和新旧《唐书》记载 ,隋、唐时期曾有三卷本和两卷本的《宋玉集》传世。但到宋代即均已失传。到了明代     

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延续问题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后 ,该阁本电子版又铺天盖地 ,大陆现存完好的文溯、文津二阁《四库全书》及补抄得全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备受冷落 ,其根本原因是以为《四库全书》各阁本基本相同。其实 ,由于抄手不一 ,抄成时间不一 ,所据底本间有更换 ,编纂宗旨之执行因人因时而有变化 ,不同阁本的相同书种中 ,多有卷数、篇数的出入 ,卷篇相同者也存在文字差异。因此 ,为保存、流传同属国宝的文溯、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及文澜阁本原卷与补抄本 ,为学者创造作切近《四库全书》本身研究的便利 ,将其付诸影印具有重大意义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

郑樵的学术由经学义理研究、经学知识研究、通史主张与实践三部分构成。郑樵对经学义理的研究,大抵循“考辨—传—略”的次序,考辨一部经书的核心问题在先,次则为此经作传,最后以《诸经略》总括诸经义旨,“略”的形式由此生成。在经学义理研究的牵引下,郑樵着力于对经学知识做专题研究,并撰成专门著述,此举具有“经学知识的解放”意义。在党禁、学禁加重的南宋绍兴年间,郑樵多次向官员、朝廷献书,希望获朝廷之命编修纪传体通史,在此过程中郑樵逐渐总结会通思想,并在向宋高宗奏对后,改造专门著述为《通志》之“略”,完成《通志》的撰述。《通志略》集郑樵毕生学术内容、形式及意义之大成,具有化经为史的意义。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浅论班固易学思想与其赋论赋作之关系

<正>兼具史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的班固,虽然本人没有阐释《周易》的专著,但是负责编集了《白虎通义》,可见他当时在经学界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白虎观会议不仅阐述了五经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肯定了《周易》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并且将五常与五经相配,《易》由卜筮之书上升为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