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防控对策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案例分析,研究其基本特征,可得出结论: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处于初级阶段,犯罪组织以松散型的犯罪形态为主,活动地域范围较小,组织成员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和暴力特征.同时,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由"黑"变"白"、由"白"变"红"的趋势.防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充分认识防控工作重要性,严防黑社会性质组织插手群体性事件,进一步从源头上斩断其经济来源,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和对高危人群的监管,构筑起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     

膏肓之医:晚清民欠征信册制度考论

晚清赋税钱粮征收中,地方官吏大肆侵吞,造成财政亏空;这些名义上的"亏欠"既不在国,也不在民,户部认为其大多为贪官墨吏以五种手段所侵吞:报荒不实、报灾不确、捏完作欠、征存不解、交待宕延,此五弊使晚清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困窘;为防患于未然,从源头对此类积弊进行控制,光绪十二年户部制定了"民欠征信册制度",以期杜绝官吏在征收钱粮过程中贪私中饱。但因此项制度本身存在的三项弊病,其"杜官吏之中饱,俾实惠上达于国、下及于民"的本意未能达到,其旨难达、其利难行,最终只能在反对声中悄然湮灭。     

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廉政制度建设存在着民主、法制、监督、科学、规范等一系列要素的欠缺.因此,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弥补要素欠缺,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学会养生不“苦夏”

夏季,天气炎热,阳气旺盛,人们宜顺应气候变化,晚睡早起,适量户外运动,保持心情愉快,使体内阳气向外宣泄,才能与"夏长"之气相适应. 室内温度适宜,户外防止中暑夏季,卧室要保持通风阴凉,适宜温度为21～28℃,合适湿度应为30%～70%.湿度太高会使人闷热,应开窗通风;湿度太低,可用湿布拖地板."不得于星月下露卧",不要"贪凉兼汗身当风而卧".     

《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再考释——兼论仙人王子乔之迁变

考析《天问》中屈原所问之本意,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盖"大鸟"之谓,当是指文中所言"此大鹏鶵也",大鹏"羽堕如雪,血洒如雨",因是而鸣,而又疑"丧"乃"葬"之讹(丧、葬同属阳部,或因音近而讹)。盖大鹏广数十里,其体硕大,不知何处可葬。王子乔仙化之事,在先秦典籍中鲜见,至汉代以后,则流俗怪说,陡然兴起。溯其上源,盖在秦汉方士盛行之际,至蔡邕之时,备受推崇,而后遂窜入道家神仙的体系。而从王子乔迁变的论述中,亦可知《远游》篇在很大程度上或非屈原所作。     

论朱元璋“重典治贪吏”及启示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拳惩治腐败.明初朱元璋"重典治贪吏"的做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针对当前中国实际,文章对如何重拳惩治腐败提出四项举措,其核心是让执政官员崇尚法治、加强自律.     

1922年以前的胶海关与山东经济变迁

胶海关设立之后,德、日两国殖民者分别利用其对胶海关的控制,大肆掠夺中国的原料并向中国倾销商品,这在造成山东经济畸形发展的同时,也使山东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某种变化.胶海关的设立对山东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换言之,尽管有其殖民本性,胶海关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现代经济的发展.     

《高老庄》的三色叙事及其人物命运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以"黑"、"红"、"白"作为叙事色线、色块与色带,勾画出世纪之交中国内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整体形貌与色彩。"黑"代表以蔡老黑为核心的本土底层民间势力,"红"代表以苏红为枢纽的基层政权与外来的官商势力,"白"代表蕴藏并弥漫于本土的自然与文化的神秘力量。"黑"叙事与"红"叙事的抗衡冲突是小说时空铺展的主色调,"白"叙事或游移于"黑"、"红"的色块之间,或分化为两条"白"线,分别交织进"黑"与"红"之中,在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上形成连接、绾合与推动。三色力量在高老庄的纠缠与角力,尤其是各色主角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悲亦喜的复杂命运,为《高老庄》直击社会巨变时期底层民众生存原态的平实书写,涂抹了一层厚重而斑驳的文化色彩。     

中韩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对比

汉语、韩国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但是它们所表示的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却有着许多共同点,现以汉韩基本颜色词"青、红、黄、白、黑"五种基本颜色词为主,考察其文化内涵的异同.     

明季奴变原因新探

明季奴变原因新探赵骥明季奴变，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较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奴变之事，恰逢明末农民大起义之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将其等同于一般的农民起义。然作仔细探究，便不难看...     

《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在篇幅大体相似的情况下,或讲述百余年之事,或讲述数十年之事;有时一天之事用一回甚至几回讲述,有时数年之事几句话便一带而过.这种现象在叙述学理论中称之为"时间倒错".<金瓶梅>在"时间倒错"上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意义从时距、预叙、频率三个方面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殖民探析

在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扶植的伪满政权,大肆地对东北地区实行文化殖民,利用政权的力量充分美化和掩盖殖民事实,宣传殖民奴化思想,妄想使东北人民成为拥护伪满政权的顺民.日伪政府所进行的文化殖民行动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即教育、宣传、文艺.在教育方面大肆灌输军国和民族分裂思想,改变东北学制,普及日语;在宣传方面充分管控新闻舆论、出版机构、广播内容;在文艺方面改造中国传统戏剧,以殖民电影美化黑暗统治,以殖民文学塑造顺民典范.无论是教育、宣传、文艺哪一种文化殖民手段,其目的都在于扭曲历史,美化侵略,奴化东北人民,对东北人民进行错误价值观的灌输,使其成为彻底的"良民".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李渊与玄武门之变相关两题辨析

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武德年间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更迭的大事.李渊昏昧贪逸的个性特点,造成李唐皇室内部分化成三大势力集团,而全国的军政大权则在事实上分别掌控在李建成、李世民集团手中.故而李渊既不能防范诸子间的血腥残杀,又不能在政变之后自保.这就使李渊成为中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开国君主中的一个另类.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论中国人治传统的经济根源

中国的人治之所以长寿 ,其经济根源在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 :小生产者脆弱的经济地位 ,使人治大肆其虐 ;私有财产没有法律保障 ,使财产所有者难以行使政治权利 ;商品经济不发达 ,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思想难以生长 ;地主经济与专制政权相互为用 ,使人治政治得以长期延续。消除人治的经济根源的根本途径 ,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政府依法和依照经济规律办事。     

金融危机的"囚徒困境"与公共治理

自2007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个人理性的失败.华尔街贪婪文化、公共利益缺失、合作缺乏、政府监管缺位等金融领域中的"囚徒困境"表现为个人利益至上、市场放任、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实施公共治理,防止信息垄断、反对经济放任、加强国家监管、培育公共美德、倡导公共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个人远离"囚徒困境",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从“韦伯问题”看墨家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被我们称为"韦伯问题".在这里,沿用"韦伯问题"的思路,来考察墨家与当代经济的价值关联:韦伯认为,清教生信仰上帝的宗教观念下,形成了一种具有合理性、经营性、组织性的理性化的经济理论,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生成.反观墨家,在"天志"的宗教信仰下形成了以"兴种除害"为旨趣、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伦理;墨家这一经济伦理具有的实用主义理性、注重团体诚信、组织化的劳动分工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相契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墨家可以为我国市场经济提供理性精神资源与动力,从而使墨家当代价值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