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话剧创作概观

商品大潮冲击下的近年话剧，仍然进行着自己的探索。首先，作为现实生活信息的媒体，话剧从哲学命题转向了现实性的普通人的生存命题；其次，随着近年创作观念的自我调整，有的话剧摒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介入，也不向社会学、心理学方面延伸，而是在重返感性世界；第三，话剧全方位的自我调适，还表现在对喜剧色彩的追求，以求立足于文化消费市场；第四，在探索道路上做深广开掘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在摒弃艰涩，向通俗及愉悦发展；另外，Ｘ级情爱戏演出之轰动，是个颇令人思考的问题。     

试论新时期的话剧创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整十年了。这是思想非常活跃的十年,是作家、艺术家赢得广泛创作自由的十年,是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十年。新时期的话剧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较真实地再现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行为;颂扬了高昂奋进的时代精神;展现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拓进取的英雄     

张彭春早期话剧创作初探

张彭春留学美国期间,致力于欧美现代戏剧的研究,并开始进行现代话剧创作.1916年回国后,任南开新剧团导演,编导演出了大量深合现代话剧精神的作品,使南开新剧团声名大振,成为“五四”前后北方业余演剧的典范.张彭春早期话剧创作即完成了对文明戏的全面超越,具有了现代话剧的特质.     

于伶在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

(一) 于伶,原名任禹成。他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剧作家。于伶一九○七年生于江苏宜兴。一九二六年他在苏州第一师范求学时,便参加了戏     

解放区话剧创作的群众性特色

解放区文学同工农兵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具有鲜明的群众性特色。就解放区的话剧来说也是如此。列宁曾为衡量“属于人民的”艺术提供了这样的原则:“它必须深深地植根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唤起艺术家”。以此来观照解放区的话剧创作,     

论李健吾话剧创作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那些描写人性，有意与现实政治疏离的剧作，在注重功利性的20世纪话剧史上显得那么不合群，因而一直被冷落一旁，只有到新时期才有一些零星的文章（最近还有一些较有深度的文章）开始论述到他，但这种研究现状民李健吾剧作的艺术价值，他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相比远远不够，本文不想从宏观上去评述李健吾的戏剧创作，只是探讨是什么原因促使李健吾创作出那样的剧作。     

新时期白薇话剧创作研究综述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白薇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但是与她的同乡丁玲比起来,白薇所受到的关注还是太少了。新时期以来有关白薇戏剧创作的评论渐多,本文即试图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三个部分,对其进行评述,以期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论田汉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

田汉话剧的“中国化”特征:对民族生活的描摹,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民族意识的强化;紧跟时代前进的现代意识:对人的尊重,对民主的渴求。     

论解放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

工农兵群众在解放区话剧创作中的决定性地位,主要表现在文艺工作者对待他们的态度,和他们对文艺工作者话剧创作的影响上,也表现在工农兵群众话剧创作的不断发展上。表现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成为解放区话剧"压倒一切"的题材内容。声势浩大的解放区话剧运动,体现了话剧题材领域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在艺术形式上,解放区话剧努力适应工农兵群众的欣赏特点,艺术结构上来了一个戏曲化。以简短朴素、平易自然的语言见长,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论超克图纳仁的草原话剧创作

1964年春,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邓拓同志来到塞外青城呼和浩特与内蒙古部分著名作家、艺术家见面,即席挥毫题赠,得诗词12首,命名为《归塞北·内蒙吟草》。其中赠与蒙古族当代著名剧作家超克图纳仁的一首是这样写的:阳光照,/大地试新衣。/展翅金鹰关不住,/巴音河上彩云飞,/牧野盼春归。     

自我意识萌芽期的教育探索

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 ,是主体对自己的反映。表现为对自己的认识、态度和行为的调节 ,它包括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三种形式。认识对象是指自己的身体、动作行为和内心活动。自我意识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在与人交往中和认识外界中产生的。它的萌芽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无自我意识。幼儿玩自己的手与玩外界的玩具一样不能认识到手是自身的一部分 (有时他们会因为咬痛自己的手而哭 ) ;第二阶段 ,认识自身阶段。可以区分自己与外界事物 ,学会用手、脚去探索外物 (例如 ,6个月的幼儿开始喜欢玩各种玩具并会摇晃或敲打。) ;第三…     

郁达夫新马时期的文艺思想

郁达夫新马时期文论着重阐述关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创作艺术性等问题的观点。他对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等的论述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其新马时期文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郁达夫认为,抗战时期任何文艺家都不可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文艺创作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注重文艺作品的艺术表现,并从创作主体、体裁与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旨在提高抗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质量。     

话剧《八一风暴》创作演出亲历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由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八一风暴》再现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这一辉煌的历史画卷,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话剧《八一风暴》改编拍摄了彩色故事影片《南昌起义》,影片上映后又受到海内外观众的赞誉。我作为话剧《八一风暴》的编剧之一,对这段历史的风风雨雨,至今难以忘怀。     

新马填海争端的国际法思考

随着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许多国家尤其是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近十几年来纷纷实施填海工程向海洋要地,以缓解用地压力。然而,大型填海工程在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如果缺乏科学的指导也可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国际航运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有可能在相邻国家尤其是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之间引发国际争端,2003年"新马填海案"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从国际法角度对此案进行剖析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启蒙精神及其在中国话剧创作中的异化

西方语境下的“启蒙”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中国语境下,“启蒙精神”被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作指称一种实证的方法。此刻,科学精神的精神内核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由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中国主流话剧的倡导者将话剧当成了一种用以宣传某种政治思想的工具而非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话剧的工具化证明了中国的“话剧精神”尚未建立的事实。     

新马英语政策的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历史上都曾是英国殖民地,英语对两国语言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国英殖民时期和独立建国后主要的英语政策在历史原因、国家意识、教育制度和近期发展四个方面都存在差异,新马两国将继续保留多元语言并重视英语的教育和传播,面对英语的强势回国,两国均需尊重并遵循语言传播规律,建立相应的语言政策评估体系,正确引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并指导语言政策的调整和制定。     

新马华文文学萌发时间之我见

由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至重,历来的文学史都只关注其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谓旧文学的萌发及其延续,因此,往往把新马华文文学的萌发时间定于1919年之后。我们认为,本土意识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灵魂和纲领,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海外华文文学赖以产生的海外各国本土上。海外华文文学的萌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得有形成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即华人社会)和华人学校;第二必须得有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及其创作事实,并且这些作品必须得对当地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或表现;第三必须得有能让这种文学作品传播的载体,并且通过一定的传播手段传播于世。根据这三个必要条件,新马华文文学的萌发不应该忽视所谓的旧文学,其萌发时间应该是在1919年之前的旧文学诞生之时。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

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的华人信仰,其源头就是历史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早期华人社会组织机构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也广泛根植于新马早期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建构与同构:老舍当代话剧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主要从事话剧创作,并塑造出一系列女性形象,丰富了新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画廊。这些新女性形象与新社会、新制度血肉相连,凸显了新中国女性彻底翻身解放的宏大主题,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老舍当代话剧创作在讲政治的同时坚持讲艺术,故而笔下的女性形象血肉丰满、生动活泼、富有艺术创造性,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完成了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身份建构,这种建构与其新中国成立后自我身份的重构有着某种内在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