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滨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研究——以福建为例

本文分析了滨海生态旅游资源的内涵和特征,并以福建为例对滨海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旅游开发条件进行分析,提出了福建滨海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构想.研究表明滨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具有生态性、脆弱性、开发利用的永续性和易损性、广泛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植性特点;滨海生态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样,品位较高;资源分布较集中,组合较合理.从开发条件来看,对外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较好和较好旅游资源开发基础.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努力建设三条生态旅游合作通道,大力开发适宜滨海旅游活动的生态旅游产品.     

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开发研究--以贵州段为分析个案

以珠江流域贵州段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为个案,分析了贵州境内黔东南、黔南以及黔西南州珠江流域境内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流域(区域)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性、自然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交融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站在珠江全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高度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开发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的对策措施.提出建立珠江全流域大旅游开发思路,在"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基础上,打造"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建立"珠江流域旅游走廊"管理协作机构,以及大背景、大范围、大运作的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开发的营销定位.     

一项事关海南中部发展的重大课题--发展海南中部生态旅游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海南中部地区自然与人文资源的调查,阐明开发该地区旅游经济应突出“生态旅游”,指出发展海南中部生态旅游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广西百色市生态旅游之探讨

对百色市生态旅游的整体布局提出设想与初步的研究 :整合与提升百色市生态旅游资源 ,打造“百色生态旅游三大板块、一个中心” ,即乐业天坑生态旅游区域板块、靖西休闲生态旅游区域板块、隆林各民族生态旅游区域板块、百色市历史人文生态旅游区域中心 ,以此推动百色市成为广西生态旅游的重点旅游目的地之一。     

对发展广东省生态旅游经济的新探讨

综观经济效益理论运用到旅游经济中,就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笔者通过对广东省生态旅游资源的调查,运用综观经济学理论,合理的对广东省生态旅游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包括：大力发展粤北的山区生态旅游;大力发展粤西的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大力发展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型生态旅游;大力发展东西两翼的沿海生态旅游四方面。     

河北省发展低碳生态旅游对策研究

"低碳"旅游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行,倡导在旅行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二氧化碳的排放,是环保旅游的深层次表现.本文从河北省旅游资源现状出发,分析了河北省发展低碳生态旅游的意义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河北省低碳生态旅游的对策.     

西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选择

传统旅游开发的某些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表现是不能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被认为是现阶段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西藏旅游进入了大众旅游的崭新阶段,然而面对西藏这种脆弱易损的特殊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迫使我们在对其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时做出严肃而冷静的选择—生态旅游.本文以可持续理论为基础,结合西藏生态资源的特殊性,将深入分析发展生态旅游在西藏旅游业的重要作用.     

论湘西南生态旅游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的依据和对策

“大桂林”旅游圈是指将以桂林市为中心的包括湖南部分县市区在内的跨省区的旅游经济圈。湘西南生态旅游积极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建设,是湘西南生态旅游开发和大桂林旅游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分析了湘西南生态旅游融入大桂林旅游经济圈的主要依据,提出了若干对策、措施。     

浅析绵阳市生态旅游发展

绵阳市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认识不清、开发不力、法规不完善等原因,绵阳市生态旅游亟需进一步规范和改进.作者认为,大力发展绵阳市的生态旅游业,当前应加强宣传,引导树立科学的生态旅游发展理念;严格限制旅游发展规模,控制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加大资金投入,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游客慎重选择生态旅游方式,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科学规划生态旅游区,实现用地结构合理化,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江西省的案例研究

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是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推动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主要对乡村旅游发展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乡村旅游学的发展前景,并对江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江西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海南中部建设生态旅游特区的对策研究

在探讨生态旅游及海南中部生态旅游特区的基础上,对海南中部建设生态旅游特区进行了SWOT分析,最后提出了海南中部建设生态旅游特区的对策。     

山地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山地资源作为可再生复合性资源,具有开展生态旅游的先天优势和便利条件。坚持生态效益第一的原则,合理地开发山地生态旅游资源,是实现山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山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山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应建构一种统筹关系,探究生态环境、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与山地旅游之间的关联模式与互动机制。     

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述略

宋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进而带动了江西的生态旅游、餐饮风物、文娱游艺等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宋代江西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人文底蕴和宗教色彩浓厚。宋代江西的餐饮风物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色,工艺产品有较高的品牌地位和文化价值。丰富而职业化的曲艺、戏曲表演是宋代江西文娱市场的产业支柱,并和神秘古朴的傩舞、歌谣以及各类游艺民俗活动一起,构成了文娱市场的人文基石。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繁荣,为当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休闲产业和区域文化建设留下了价值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刘勰的“梓材”说看理想人格的建构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梓材之说,要求君子具备藏器待时的心理素养、内圣外王的道德建构、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智慧才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理想范式,但也暴露出中国传统人格理念中重德性而轻知性、重理性而轻感性、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历史局限。     

古代中国言·象·意结构之初形

直到晚周诸子的时代,百家争鸣,言辩盛行。在这种学风影响下,言用制度和志意内涵均有新异的变化。而与之同步,晚周用象形制也发生新变,出现一种新质的用象形态——观念具象。它有三个基本特性:(一)具象不是独立外在的实物,而以物象的寓意为条件,呈现为一种观念属性;(二)用象是自由灵便的,一方面人为因素增强,可以随意地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在不同物类之间建立观念联属,另一方面用象形制的自足自由程度提高;(三)观念属性的凸显,使用象形制脱落礼仪程式之媒介,而完全依赖语言这种媒质,晚周诸子用象的提示语"如"、"若"、"譬"等词,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观念具象的言象媒介情态。就是在观念具象的融介下,言语与志意达至深度沟通,并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言·象·意结构模型。     

关于历史主体性根源的哲学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创新研究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如何说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客体的角度,唯心主义立足于主观角度,他们都离开了人的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活动,因此都不能唯物地说明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即没有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物”。本文从需要与生产、需要与历史、需要的社会性与历史性、需要与利益、需要与行为规律、需要与价值追求、需要与人的全面生产等角度,全面揭示了人类历史能动性根源,以此确立人类历史的生存论基础。     

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这个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其实正义是属人的,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在现代,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正义理论,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视野,把人与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并把关注弱者生存权利与约束强者权力意志的正义原则贯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     

保护和改善资源环境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加强环境管理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针对环境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综合处理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正确认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入探讨我国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管理与主要的环境管理领域、加强环境管理对企业的作用等问题,坚持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承受能力相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古希腊人性观念的三重假设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有关人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依时间先后,形成了神性人、理性人和自由人三重假设。神性人假设存在于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和实现神意的工具,神性人的本质是感性的人。理性人蕴育于古风时代,盛行于古典时代,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其实是将人的根本归结为城邦政治。自由人盛行于希腊化时期,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自由。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