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后词坛格局的南北分野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词坛也出现了南北分野,由于地理文化环境和词学观念的不同,南北词坛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倾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创作特征,显示出了各自的不同走向,由此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淮河上游的地缘政治与蛮族势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上游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趁势而起的蛮族势力以之为凭借，依违、游离于南北政权之间，但不足以在南北对峙之间成为第三方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一般是作为南北朝的附庸，通过不可忽视的战略角色凸显出来。在这个大动乱的历史进程中，淮河上游原有的地域社会文化逐渐瓦解。通过战争洗礼和蛮族融入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淮西风俗），对淮河上游地域社会产生了长远影响。     

论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是我们于1986年在筹建江南文化书院时,提出的一个区域文化概念.1989年在《新华日报》"一家之言"专栏,以《江南文化初探》为题作了概括论述.那篇论文,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这里再作进一步阐发,以期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共同开展这一专题研究,推进江南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南北差异我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各地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从整体看,大体可以归为南北两大系统: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人们通常称之为黄河文化;长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

南北朝时期 ,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裂 ,文化发展趋向多元。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 ,南北文化在时尚文化层面各呈异彩 :审美时尚方面 ,南方是尚柔守雌 ,北方则崇刚守拙 ;生活消费时尚方面 ,南方是崇奢斥俭、追新逐异 ,北方却尚俭黜奢、进取务实。南北时尚文化之地域分流 ,透视出南北深层文化意蕴之歧异 ,大凡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诸隐性层面 ,南北意趣殊异。这一切基因于南北文化之地域生存背景的大相异趣。     

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传统的经济生育模式已不能完整地阐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文化适应作为一个不同于经济、社会、政策的因素而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明确文化适应内涵及文化适应作用于流动人口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形式和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从文化适应角度来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提出文化适应机制将使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有利于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京杭大运河与昆曲文化的传播

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息息相关,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沟通南北地区经济、文化的水路要道,对昆曲文化的传播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昆曲自诞生以来,无论是其自身所呈现的历朝历代的自我革新,或是因南北流布而产生的盛极一时的繁荣,皆与京杭大运河的文化输送与传播能力紧密相连.因此,以京杭大运河文化变迁视角对照昆曲的产生与传播脉络予以分析,能够进一步探究昆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变的深层因素,总结戏曲艺术形成与文化沟通之间的内在规律.     

从灯歌意象看花鼓灯艺术的文化特质

花鼓灯灯歌作为我国民歌的特殊形式,它的审美意象是挖掘花鼓灯艺术文化特质的重要凭藉.灯歌意象以丰富的审美内蕴和独特的组合规律凸显了花鼓灯在艺术整体上的刚柔相济、刚胜于柔的风格特征,体现了花鼓灯文化兼容南北文化之优长,而以北方文化为主的根本特质.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风的文化考察

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其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词风特征是:审美风格上豪放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浅俗共存。这主要源于此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首先,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文化与保持女真旧俗两相并行的文化政策;其次,受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的影响;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雄健亢爽、率直俚俗风格的影响;第四,在词体发展上,"苏学行于北"以及北宋绮丽艳冶之词的深刻影响。     

论清代谥法

谥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传统,历来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清朝大张旗鼓地给明代崇祯帝、惠帝上尊谥及给大批明代臣民以专谥、通谥,是将谥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之心。通过对赐谥、追谥、夺谥的操控,谥法成为清朝皇帝驾驭臣下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独龙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独龙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有着独具特色的悠久文化。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在中西方现代文明以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在国家大政策的背景下,随着交通的改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独龙江的山门被打开了,各种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涌入独龙江地区,冲击着这里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独龙族特有的古老传统,独龙族文化因此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独龙族的本土文化无法与现代的强势文化抗衡,本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如不加以及时的抢救与保护,独龙族文化将面临着完全消失的危险。本文在对独龙族文化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独龙族文化在传承方面面临的危机和原因,并提出独龙族文化的保护对策。     

童心·童趣·童言——李建树、杨明火儿童文学创作论

在浙东当代儿童作家中,李建树和杨明火是以其成果丰硕、风格独具及名闻遐迩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在探索欣悦纯真的童心、追求幽默隽永的童趣和铸造活泼本色的童言等诸方面各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个性.同时,当代儿童的时代精神面貌,风格化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作家自身的艺术气质都融注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这两位作家具魅力的标志性特征.     

走向世界与确立华文文学创新坐标--兼谈全球化背景中整合建构"华文文学"新格局

文化空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处于一种平等共享的趋势中,这是由全球化的文化辐射性所决定的。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外来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学作品正日益成为由全世界共享的一种文化资源。站在特定的视角阐释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阐明它们既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全新进程,又互动互补相互融合,共同驱使华文文学走向全球化与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世界文学的交叉轴上找到自己的创新坐标,整合建构全球华文文学新格局迫在眉捷。如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因素将更为活跃,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殿堂的时刻当指日可待。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中西文化大激荡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纲

鉴于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成就和特色、误解及欠缺,拟以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为背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为此,应以充分认知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为前提和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据、文化前提、文化挑战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和目的,以广泛借鉴、使用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特色,重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文化支撑,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置于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继承与整合、创新与变迁的发展过程中去理解,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