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东乡族基础教育双“瓶颈”问题研究——以霍城县老城村为例

20世纪末,新疆东乡族的基础教育开始走下坡路,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进行田野调查后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基础教育遭遇了观念与现实的双＂瓶颈＂,并对此提出了初步的应对思路：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宣传正确的知识价值观;改善就业环境等。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宗教文化对东乡族妇女婚姻权利的影响之调查研究

伊斯兰教对于妇女婚姻权利有诸多规定，对东乡族妇女婚姻权利的认知和行使具有重大影响。通过对东乡族妇女婚姻权利现实状况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探讨宗教文化观念对东乡族夫妻关系模式和婚姻权利行使的影响，以借鉴宗教中有益的思想文化，摒弃错误观念，促进东乡族妇女的婚姻权利意识，以及自身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试探青海土族婚俗的变迁——以互助土族为个案

婚姻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婚姻的缔结不仅改变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使社会群体的关系网络发生改变.社会日新月异,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各种变化的作用之下,土族婚俗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尽管如此,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土族的婚俗文化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本文通过对土族婚俗变迁情况的分析,认为在有意识的保护之下,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社会变迁中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发挥作用;同时,当地土族人民所展示出的文化心态也让笔者相信,我们可以用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这种变迁.     

对凉山彝族婚姻文化变迁及行为调适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彝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凉山这块土地上不停地碰撞,使得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的婚姻角色也由婚变潮中的被动逐渐转为主动.在扬长避短,吸收新文化内容之后,彝族婚姻角色正朝着城镇与农村整体变动、突破血统、等级、民族而进行联姻,以及婚姻自主、婚变中主角被女性取而代之等等悄然兴起的现代、开放的方向进行重构.虽然这种重构还未能完全成为当前彝族婚姻生活中的主流,但它无疑是代表了一种进步和一种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达斡尔族的文化变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达斡尔族的文化源流及其在不同时期经历的显著变迁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达斡尔族早期与汉文化的历史渊源,形成其发达的农耕文化;清朝和民国时期,达斡尔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碰撞与交融;伪满时期,达斡尔族遭受了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受到了切实的尊重。本文试图揭示文化接触与变迁的共性规律。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婚俗的阐释性分析－－一个回族村的法人类学观察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对一个民族婚俗的法律人类学观察有助于更真实真切地体会到一个民族的特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回族村的婚俗描述,以及少许其他回族村习俗的对比,进行一个受到宗教教义、地方习俗、国家法律等交叉渗透的民族婚俗的简单分析.     

文化市场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个案

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刺激着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文化市场的繁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中简称“非遗”）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参与到文化产业的整体开发中,不仅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找到了着力点,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文化产业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实地调研基础上,分析了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系,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遗”保护的路径和策略。     

旅游开发背景下新疆图瓦人婚俗的变迁

图瓦人是一个古老的族群,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新疆喀纳斯。随着新疆喀纳斯旅游的开发,图瓦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瓦人的婚俗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从选择结婚对象、结婚程序、彩礼、婚礼上的服饰、饮食以及婚礼游戏等方面,对二三十年前与现在图瓦人婚俗坐了对比分析,进而探讨了经济发展对图瓦人婚俗变化的影响。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新疆哈萨克族人物质生活及民俗文化变迁的探讨——以伊犁霍城县萨尔布拉克乡的调查为例

哈萨克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新中国建立前，哈萨克牧民生活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由于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牧主手中，广大的农牧民生活饥寒交迫。新中国成立后，哈萨克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过上了新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哈萨克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民风民俗也发生了时代变迁。     

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与婚俗调查研究（二）

在实证的基础上介绍了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习俗;对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的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适度的婚姻支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是过度的礼金收集增加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婚姻支付问题虽属个体行为,但＂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产生不和谐因素,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文化自觉——基于壮族文化的思考

为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努力提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自觉,确保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同向同行。同时,基于文化的价值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等特点,以及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现状,若要提高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自觉,则需要从提高价值自觉、历史自觉和社会自觉入手。     

宁夏乡村回族女学及其发展困境--以永宁县纳家户村为例

回族女学是传统经堂教育在历史发展中的新拓展与新形式,其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难、不断发展和继承的拓展,从中原回族地区传播并移植到了西北等回族地区。宁夏作为女学的后发之地,发生时间较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宁夏回族乡村。文章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这样一个回族村庄为例,通过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追溯村庄女学发生的历史源流,并将其放置到现代背景下,以此来分析回族女学的生存现状及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