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

2 1世纪中国史学应该如何发展 ,这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丰厚的史料积累、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创新的时代要求 ,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有空前的发展繁荣。但社会的转型决定历史学自身将发生一次大变革 ,即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与其它学科渗透 ,构建历史学与其相临学科互渗互动、交叉融合的新学科领域 ,如中国法制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经济史等正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但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对于秦汉史的研究 ,仅利用传世文献是不够的 ,考古资料、简牍帛书是其不可或缺的史料补充。刚刚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为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 ,更是研究秦汉法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最好史料。此外 ,对于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法令文书格式、历法、医学及丧葬礼仪也有详实的记录。本刊所编发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触及上述诸问题     

清 华 简 《尹 诰》 献 疑

对清华简《尹诰》提出五项质疑:(一)与传世本《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文义不合太甚;(二)称呼混乱;(三)叙事内容与《尚书·汤誓》互相冲突;(四)"金玉"连用不应出于夏商之际;(五)与传世文献多有雷同,且夹杂后世语言。     

《酒诰》周公神权法思想管窥

《周书.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神权法思想:天意政治,事鬼敬神,在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的同时,又时刻强调殷鉴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于对殷商遗民的安抚和怀柔。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世说新语》及《注》成书年代考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最著名的志人小说,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南朝梁时,刘孝标又为其作《注》,其影响遂更大。笔者对《世说新语》及孝标《注》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宋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间(432-444),而《注》则成于梁天监元年至普通二年间(502-521)。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清代名伶三曲述略及士优男风文化解读——以《王郎曲》、《徐郎曲》及《李郎歌》为考察对象

清代咏伶文学的兴盛反映了当时士夫文人狎优风尚的普及,名伶三曲作为其代表,更折射出江南士大夫由狎优而起的男风之好.流行于清朝士宦中的男风,揉进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审美心理及民族情感;相较于明朝,少了一份粗俗和肉欲,多了几分雅致和深情,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清代士优男风文化.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

《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饮酒亡国”论或“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其二,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管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依据。其三,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差“礼治”政治秩序。     

《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刘熙所著《释名》是我国早期著名训诂著作,与《尔雅》、《方言》、《说文》齐名。对于它以声训“推论称名辨物之意”,前人已有很多鞭辟入里的阐发。但是关于它的作者却还存在不少有待廓清的疑问,至于它成书的确切年代则更是个悬案。由于资料的极端匮乏而且每有抵牾,刘熙的生平事迹今天几乎一无所知。《三国·吴志·程秉传》云:“(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士燮命为长史”;《薛综传》:“(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士燮传》:“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阝少马)为交州刺史。(阝少马)到,     

论《尚书》诰体的生成机制及其文化意蕴

“诰”体是由祭祀仪式中的祈告这一言说行为而生成。这种由神祗之告发展而出的生人之诰,发生在册封、赏赐、任命、朝觐和会同等礼仪之中。“王若曰”是《尚书》诸诰的一个显著性文体特征,它是神道设教的标志性提示语,《尚书》中的周初诸诰都是周公神道设教的文本化生成物。“周诰殷盘”显示了殷周两代文化精神气质的同异。     

关于《中庸》的作者及著作年代

《中庸》一书,在我国思想领域里有着广泛的影响。近代的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著作,每每都要提到它。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这似乎都已不成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后汉郑玄亦如此说。宋儒朱熹以《中庸》为     

《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

《文选》的编者和编纂年代是近年来“文选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本文对有关史料以及传统“选学”和“新选学”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又依据于对汉魏六朝作者署名情况的调查，提出《文选》的编者主要是萧统和刘孝绰二人。《文选》的编纂年代，则应开始于普通三年（５２２）以后至普通六年之间，完成则在大通元年（５２７）末至中大通元年（５２９）底之间     

《采薇》的年代、作者及其他

《诗经·小雅·采薇》一诗虽然写的是守边卒思家的忧伤,但作为背景的战争却分明是一次胜利的保卫战。从诗歌记载的内容看,当时国力还相当强,军威还相当盛。懿王时既已戎狄交侵,实则无力还击了,只好迁都槐里(陕西兴平)。到处跑着避难的君主当然不会有“四牡(?)(?)”、“ 四牡业业”“四牡翼翼”的军威,也不会有“象弭鱼服”的阔绰装备,当然更不会打出“一月三捷”的大胜仗。 一个月的功夫连打三次胜仗,《诗经·小雅·采薇》上写得明明白白。某些学者为了某种需要硬把“捷”解作“接”,毫无根据,全凭猜测,这是难以服人的。“捷”,胜利的意思,现在也这样讲,大捷,即大的胜利,很通俗,何苦故弄虚玄把它搞成通假字,曲译成“接触”的“接”呢?”一个月和敌人接触三回,这象话吗?接触干什么?是谈判还是打仗?谈判不可能,写打仗还有写接触的吗?说接触的结果不分胜负,不损一兵一马全军退回来了,古代有这种接触战法吗?聪明反被聪明误,通假的解法舍近求远,反而搞糊涂了。 史书上没能记载的胜仗是存在的,比如康王时打击西北的(犬严)狁,抓了一万三千多俘虏。这若没有小盂鼎的铭文,谁也不知道,可见“成康之治”并非虚话。《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犬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     

周应鳌为任吴川令时期的事功——以清代《吴川县志》为考察对象

明代吴川县令任职线索清晰,周应鳌于万历二十五年到吴川县任,至万历二十八年湖北公安人呙邦永继任,历时三年。周应鳌三年吴川知县之任,为吴川留下了一笔十分值得珍视的财富。其卓越的政缋,堪称古代地方官宦为政一方的范本。     

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曾经编绘了一套高水平的全国地图《 守令图》，宋末即已失传，而１９６４年四川荣县发现的北宋宣和《守令图》碑刻，其底图来源 迄今不详。本文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 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８００年的精品地图可望重现人间！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文心雕龙·序志》“先哲之诰”解

《文心雕龙·序志》篇中间一段,评论了曹丕、曹植、陆机、应瑒、挚虞、李充六家的文论,指出它们各有其优缺点,但都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接着说: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汛论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批评诸家文论均未能寻根索源。所谓根源,系指儒家经典,而叶、澜比喻后代的文章。《序志》上文云:“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比喻上下呼应,意思更为明确。又《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视,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指出后代各体文章,分别以《五经》为根源,意思也非常明确。《宗经》篇末提出作文应纠正楚艳汉侈的流弊,宗法《五经》,做到“正末归本”,归结到《五经》是文章之根本。文必宗经,这是《文心》全书主旨所在,所以刘勰反复强调《五经》是文章的根源。他批评曹丕等诸家文论都“鲜观衢路”,主要当也是由于它们未能提出宗经的主张。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渲染敷陈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兴亡故事的专著《吴越春秋》,史家著录,自《后汉书·赵晔传》、《隋书·经籍志》迄《四库》,都以其为东汉经师赵晔所撰。今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等论著都采用此说,本无可疑。然《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等均著录晔撰《吴越春秋》十二卷,自《宋志》以降,已作十卷,与今传本(指元大德十年刊本)同。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并见《晋书》),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而自《宋志》以降,杨方、皇甫遵二书即不见著录。由此,遂有今传本出于谁手之疑。自明迄今,歧说尚多,大致有五,现缕述如下:     

试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得很明白:“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不同,因而,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产生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第三种意见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四种意见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本文就《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