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两委"矛盾: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尝试性解释

"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本文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两委关东"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两委关系"问题的实质,是村党支部享有的"领导权"与村民委员会拥有的"自治权"的对立和冲突;"两委关系"问题,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两委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政府干预转型与乡村产业发展：基于国家农民关系重构的视角

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税费时代,国家农民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地方政府亦转变乡村产业干预策略,通过重构农技服务体系、强化党政服务能力引领地域产业发展,其经验在于技术与行政服务机制有机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了社群自主发展产业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由行政部门、科研组织和村社技术精英构成的新农技服务体系,通过示范机制成功地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扩散到乡村;县域政府通过稳定产业政策、落实服务责任和基层组织动员,顺利地将产业服务资源输入乡村。政府在产业服务中与农民形成互动式治理机制,有效回应了农民的产业发展需求,形塑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了地方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国家农民关系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市场-国家"关系的演变——基于农民行为模式本原性构建进行分析

文章旨在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发生演变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农民-市场-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分析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演变的成因.运用基于农民行为模式本原性构建的"农民-市场-国家"纵横关系坐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和汲取,市场给农民提供的机遇以及农民在市场中可能遇到的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生态农业与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型构——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前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并存的观点;后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既有"多元主义"、"回归学派",也有国家限度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特别是后者使国家、社会单极走向的研究路径得到了较好的校正.在这种视野下,国家与社会趋向交融与整合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逐渐得到关注,国家与社会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关系架构,治理与善治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瓦解“资本逻辑”视域中的国家概念——哈维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阐释

哈维立足于"生产方式"定位国家的本质,紧扣为资本增殖的逻辑来阐发国家观念,进而分析与批判"理性"、"权力"、"公共善"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从而达成对现代国家证成原则的真正"拆解"。在他看来,应该从作为"关系"或"过程"的视角理解国家,这一方法论原则对解构现代国家观念以及建构适合当下时代的马克思国家理论都极具价值。     

“两田制”改革的成功条件分析——对山东省平度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调查

"两田制"是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农民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它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实践和理论所证实,但对实行"两田制"改革并取得成功的条件,进行一番调查分析,则仍属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山东省平度市是"两田制"的发起之处,作为国家建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两田制"在全市乡村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取得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学界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归为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的视角;二是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视角;三是基层民主与农民维权的视角;四是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视角。四个视角涵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需要看到,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解释模式较为单一,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建国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

摘 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国家限度理论探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变化演进情况。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综述和评价

在乡村政治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这个提法,更适合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学术常识来看待,而不能用它来指称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但是,作为这个框架的理论支柱之一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其意义并不能因此被否定,在新的语用形态下,它能给乡村政治研究指引出新的方向.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

文章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探讨中国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问题.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劳动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再到个体劳动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在劳动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国家通过集体劳动将劳动力这一基础性资源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但是,由于劳动与收益的不对称,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弱者反抗",从而导致国家重新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农村改革因此被称之为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主要是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其人身的权利.这反映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走向.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其调整

文章试图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观察、分析实行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变化、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对此加以调整的可能。提出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上下包含变为分立对应 ,由依附型变为契约型。这种变化带来了乡政与村治难以衔接以及村委会与村党组织难以协调等新问题 ,其症结在于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介的村委会的角色不清。要对此加以有效调整就必须改变村委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以及职责与能力不对称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