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及"价值中立"问题

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及"价值中立"问题,是一个与社会科学观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迄今仍然众说纷呈且歧义丛生的话题.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塑造社会科学,否定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或事实特性,是支撑"脱价值化"主张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并不具有可普遍化的公理意义,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之外,虽说拒绝"脱价值化"的具体思路往往不同,但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了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价值知识的可能性.实证论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并非同一个概念,前者派生于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后者立足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韦伯并未主张把价值问题从社会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他所说的"价值中立"可解读为"评价中立",意在强调社会科学家应"不作评价"地进行研究,以便遵从科学本身的要求即在事实和理性的引导之下得出客观的结论.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应该"价值中立",而在于"价值中立"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     

从语言的视角看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

价值中立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它坚持把事实的描述与事实的判断区分开.社会科学的独特性是以语言把握人类行为的意向性,它不能对人类行为仅仅进行外部观察,还必须进行意义解释.因此,社会事实的描述必然依赖于评价体系和评价体系的选择,而描述社会事实的价值语言必然包含着评价.价值中立原则是不可能的.     

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对举而不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

梳理价值中立思想的思想渊源,总结介绍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以及人们对于价值中立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的争论,发现价值中立与保值关联是一种对举而非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目前应提倡学术的纯洁和学者的良知,应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原则。     

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限度——韦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意蕴

探讨马克斯·韦伯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对于今天深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限度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韦伯关于"终极意义"与"经验认识"相区分的"价值中立"原则,蕴含着他对于现代社会价值秩序及其根据所发生的根本转变的自觉理解,体现着他对于"终极意义"与"经验认识"的统一原则在现代社会潜存风险的忧思。正是在此意义上,韦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的最重要功能是让人保持"头脑的清明"并以此抵御"先知般的立法者"的妄念。     

试论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学说

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思想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紧密相连,但学术界普遍关注价值中立,而对价值关联涉及较少.文章阐述了价值关联的缘起与演变,论述了价值关联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功能及其与价值中立的关系,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关联的重要性.     

浅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价值中立问题

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方法论在西方影响较大,近几年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有着重要意义。当今,社会科学面陆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回答社会科学的研究何以能够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价值中立问题的实质不是取消价值关系,而是要求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划清经验事实与价值评价的界限,并且在研究主体选择了研究课题之后,应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态度对问题进行观察与分析,因此,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建立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具有现实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的概念规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其合理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反思和审察.基于宗教神学立场的上帝创造之"人",近代以来已逐渐退出科学思考的领域,基于自然科学立场的自然生命之"人",总体上看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不是太大,而基于哲学理性神话的抽象概念之"人",迄今仍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依凭的重要基石.必须走出关于人的自然本性或先验本质的理性神话,重视人的非终极性问题及其意蕴.人不是已经完成或给定的"常量",而是处在生成或形成过程中的"变量".人类生活世界的二重化根源于人本身的二重化,即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双重规定及其动态关联.把动态内涵纳入"人"的概念规定,克服"人"的静态概念的缺陷,真正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

一方面,由于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的"、"自足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解决好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取幸福这个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创建幸福学,并且确认它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母学",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南.在幸福学的统领与指导下,各门社会科学围绕人类的终极目的联合"攻关",可望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幸福问题,从而,完成幸福世纪的幸福革命,实现建设幸福国家和幸福世界的目标.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产儿,因此自社会科学诞生的那天起,就欲图将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事实上人类行为的主观与能动性始终使其无法摆脱人文主义的纠缠,成为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不仅某种流行的理论范式始终制约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探索之外,人文主义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继续扮演着重要的方法论角色,而关于价值中立的无尽争议更是说明了这一原则的相对性。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无意终结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但却意在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议提供一种相互包容的视角。     

社会知识客观性的暧昧追求 --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

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客观性追求的焦点逐渐由自然科学领域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在对社会知识客观性的这种追求中,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者采取的是简单明确、直截了当的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而马克斯·韦伯则汲取了新康德主义者价值关联的思想,其方法论原则是一种价值关联的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原则是复杂的、深刻的,同时又是矛盾的、暧昧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他对社会知识客观性的追求具有一定色彩的乌托邦性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