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师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师的称谓和地位各不相同,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迥然相异,但他们都是古代圣贤文化的代表。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偏重于成就道德而不重视成就知识,重视对“道统”的建设和阐发。但是,由于古代教师大多是统治集团内的官员,具有政治依附性,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在“道”与“王”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一种生存样态。     

环境理想与文化创造

人类栖居于地球的环境美学模式首先取决于自然条件及其孕育的环境理想。中西古代城市均依赖自然山水条件,但中西文化对自然环境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环境理想。中国文化看重自然山水环境的乐居、乐游价值,创造了独特的山水文化,如山水城市、山水园林、山水诗、山水画。     

从伦理学角度看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不同,伦理思想、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作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以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从平等、主体、幸福和宗教等方面探讨了中西方在价值文化方面的不同。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论文学与文化——兼析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文化分析的必要性

本文在检讨东西方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由哲学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与由文学入手研究中国文化的优劣。研究指出文学以其感性形式提供全面的社会文化信息，以其有序的价值结构透视一种文化的错综复杂的价值关系，便于人们全面了解认识诞生它的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的生存式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想材料，而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则是研究中国古代大众文化的理想材料。     

“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

近代以来,学界对国学概念的争论一直未断。国学概念的倡导者和质疑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探讨。本文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不同形态森林文化比较分析

森林文化是以森林生态系统为载体,在人类与森林长期相互依存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森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于所处地域、民族、城乡和国度差异,其衍生的文化形态也各不相同,对不同地域、民族、城乡、国度和自身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分析,将为人们认识色彩斑斓和经久不衰的森林文化提供另一参照系和发展前景。     

中国园林动物象征意义初论

通过园林动物的具体形象以寓意的形式表达某一特定意义是中国园林动物独特而传统的写意手法。园林动物象征性是在中国古代得天独厚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长期作用下,吸收各民族动物文化之精华形成的。主要表达手法是采取自然动物和文化动物与其他园林要素融合,点题寓意,寄托品德情操,人生哲理,生活情趣和理想追求。研究园林动物象征性不仅可以丰富园林文化艺术,而且对增强爱国理念,正教化、兴人伦,移风易俗,培育和谐人文环境等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传统文化人格与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兼谈儒道释思想对中国古代几种意境形态形成之影响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词文学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范型,从传统哲学思想原型和古代文人文化人格类型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可以窥探到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对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的影响,而从古代诗词的审美意境和风格范型中又可以反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时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潜在的文化渗透与厘定,这样就可以对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作出文化的厘定与分类。     

也谈普世伦理是否存在

普世伦理的普适性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伦理能够对人的行为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如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两分法与中国天地良心的作用。中国文化早就出现人的觉醒和主体意识萌生。西方文化中也有许多负面东西,但包含自然法等理想型普世伦理在内的西方思想力量既具有批判性,也具有建设性。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论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     

战后香港方言文学运动考论

1947至1949年,南来作家于香港开展了以大众化为目标的方言文学运动,包括理论论争和创作实践。在理论上,作家们讨论了方言文学的写作目的、读者对象与写作方式,提倡为了普及而写、为了工农而写以及完全用方言写作。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用广州话、潮州话和客家话写作的各类文体的作品,但它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方言文学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既由于作家们对大众化的理解不够清晰,也和他们过于重视读者的阶级性而忽视了香港本土现实有关。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超现实"的几种含义辨析

"超现实"是20世纪文学批评常用的术语,人们往往将本来在艺术风格上差异极大的作家作品都以"超现实"冠之,这就给"超现实"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其实,布勒东的"超现实"指的是不受理性控制的,表现个体生命绝对真实的欲望、冲动、潜意识等非理性倾向;卡夫卡的"超现实"指的是作品中怪诞的世界以及变形的手法,它既有反逻辑的特点,又不失理性追求;艾特玛托夫的"超现实"指的是作品所描述的高于现实的理想世界,它既符合逻辑,又富于理性。     

明镜与阴霾：雪莱眼中的文学与媒介——兼论媒介转换中文学的焦虑与出路

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论及文学与媒介的关系,认为＂文学如明镜,媒介如阴霾＂。媒介转换过程中,文学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并力求探寻其自身的出路。认为文学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容纳新的文学研究因素,只有把以媒介为主的艺术样式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坚守文学的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加强对媒介的文学性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维度,进而更新文学自身的体系,才是文学的出路。     

阿拔斯王朝的文艺繁荣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主要是文学和艺术的统称。横跨亚非欧的阿拔斯王朝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大帝国局面，政治经济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生活稳定繁荣，由此导致文艺的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不仅诗歌散文等各种文学形式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勇于冲破旧规，探索求新，各种文学流派和风格层出不穷，而且建筑、绘画等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阿拔斯王朝被后人誉为“阿拉伯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视域

新历史主义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一枝独秀的一股创作潮流,其特征及多义性给当代的文学批评提出了许多问题。在人性视域方面,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关注于人的自然性,将人的本能、感性对理性的质疑以及贪婪与执著等哲学意义上人性的弱点和盘托出,同时也在书写着关于理想人性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