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藏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及其语料价值

收藏于韩日的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是一批内容为中朝边境贸易、体例同中有异的朝鲜民间汉语“会话类”教科书文献;在清代北京官话教材的大背景下,这批汉语会话书也是清代“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并与同时代的日本和西人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共同构成了19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因此,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为清代汉语官话、汉语方言、语言接触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史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文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西儒耳目资》成书于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作者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c Trigault)。此书是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学习汉字、汉语而作的。尽管它不是专门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但由于它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用罗马字母记录汉语语音体系的著作,其体例上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韵书的束缚,记     

论朝峰片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归属

朝峰片是《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一个方言地域名,是官话大区中北京官话区的一个方言片。其行政辖区包括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的部分旗县和辽宁省朝阳市的部分县市。远古华夏系、东夷系、东胡系等多民族语言在这里长期发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与四周方言相交融,为朝峰片汉语方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峰片汉语方言,实际上是晋、冀、鲁、豫、京以及东北等多种方言与早期的"朝峰话"经过长期的相互渗透、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弱化了上述方言特点的,比较接近于普通话的汉语方言的变种。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综合分析,朝峰片汉语方言更接近于东北官话。因此,朝峰片汉语方言,应归属于汉语官话区的东北官话。     

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

美国学者詹启华曾经断言,“孔夫子”这个今天一般世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汉语称谓,在利玛窦来到之前的中国本土语言和思想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完全是利玛窦等西洋耶稣会传教士们“创造”和“制造”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从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文物还是思想典籍两个方面来看,詹启华的上述说法都不能成立.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明代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记汉语官话——非明代汉语官话"南京标准音说"

已有的研究表明,汉民族共同语从其萌芽状态就扎根中原汉语,长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丰镐汴洛地区的方言为主要权威方言(非标准音).但在二十世纪后期,有学者针对明代共同语(官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明代汉语共同语以南京话为标准音.这一看法的基本依据是明末来华欧洲传教士所记汉语官话文献.而分析这些传教士的文献并将其和相关文献比较,可以发现,"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音"的看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既跟明代大多数文献所记的史实相违背,也不符合汉语共同语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倪维思夫妇释经布道文之语言实验

19世纪中后期,从对文言文的选择实验到对区域方言的选择实验,从对南方方言的选择实验到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从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到对一种基于北方官话基础的时代共同语与共同文("新白话文"或"传教士白话文")的选择实验,新教来华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释经及宣教布道文的语言实验方面的道路,既彰显出他们夫妇二人在此方面的实践努力,亦昭示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此领域的自觉探索、实验路径与实际成效。这种语言实验与语言转型,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实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朝峰片汉语方言韵母特点举要

朝峰片汉语方言是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过渡方言。作为＂过渡地带＂,东北官话、北京官话的一些语音特点兼容并存其中,加之本地区语言的发展与演变,与普通话比,朝峰片汉语方言韵母的发音呈现出了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通话中的单韵母ɑ,在朝峰片汉语方言中读为[調];二是普通话中的单韵母o,在朝峰片汉语方...     

耶稣会士对汉字的解析与认知

16世纪中后叶,东来的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先后研习日语和汉语,使得日语和汉语相继与葡语、拉丁语等欧洲语言发生了语言接触.汉语在汉字文化圈中的通用文地位,自然让传教士们将认知东亚语的重点放在了汉字这一完全相异于拉丁字母的意音文字之上,他们以反切法、假名等梵语与汉字汉文相接触的产物为基础,逐步建构了一套音素文字视角下的对汉字的解析和认知体系.这套体系与现代认知语言学家总结出来的人类对言语理解的体系性模型,也即从语音知觉,到字词识别,到句法,再到语义的信息递进式加工次序惊人一致.传教士们这种对东亚语言的科学认知模式,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对东亚的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19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

明清时代 ,是中外跨文化交际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跨文化交际 ,语言问题首当其冲。出于政治、通商和文化交往的需要 ,英法德俄等国 ,都先后开展了汉语教学和研究。 19世纪西方各国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其对象是汉语官话口语 ,其方法是此时已相当发达的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 ,他们编写的汉语教材和词典 ,用西文符号对汉语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描写 ,比较接近实际 ,又不乏理论创见 ,是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资料“富矿”。近年发现的有关文献所反映的情况 ,对某些重要结论提出了挑战 ,亦可让争论多年的某些问题迎刃而解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     

古代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

《吏文》是朝鲜王朝时期官吏们学习公文语言的教科书,收录了一些今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公文书,其中有些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口语现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吏文》中叙述语言、对话语言、白话圣旨及公文套语等语言的特点,并讨论丽末鲜初的公文语言中从夹杂大量口语到渐趋典雅的现象及成因。文中指出,《吏文》中保留的明初白话圣旨是应朝鲜王朝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朝鲜吏文教育的增强,官吏文书渐趋文言。     

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

民国元年教育部设立读音统一会,其宗旨在于统一字音。民初国音(老国音)与清初《音韵阐微》音系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它与清末官话音系十分相近,而与北京音区别显著。老国音实是明清官话音的尾声。五四之后促成北京音取代老国音的重要条件是: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确立北京音为现代汉语标准音是国语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吗?--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民族共同语而不是汉字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这一观点现在盛行于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经考察源于早期西方汉学。由于与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作用的看法、新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批评及构拟中古语音和方言调查中运用汉字系统进行研究的经验暗合,故为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普遍接受。其实,这一观点完全违背语言理论中口语与字间关系的定论;持此观点对此所作的解释－－汉字具有特殊导也不能成立,从汉字上不可能读出方言词汇、语法和真正纯粹的方言语音。因此,汉字没有所谓超方言作用,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字这一书面符号系统所反映的汉民族共同语。汉字的方言读音是“蓝青官话”－－不规范的共同语语音。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从联绵词看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

汉语中字和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字是音形结合的书写符号,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就联绵词而言,承认它是由字构成的词,但它的字形又与词义无关,而是"因声表义",可以说,联绵词的形音义关系集中反映了汉语字词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日本“国字”的汉读研究

日本在承用中国传统汉字的同时,创制了不少日本独有的“国字”.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许多“国字”已被汉语辞书所收录,甚至成为现代汉字的正式成员.鉴别日本“国字”资格,梳理“国字”逆输入之历史,确认日语音训,推荐汉语读音,这对于辞书编纂及国际化背景下汉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