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形而上建构——梁漱溟和贺麟的文化哲学

19世纪末以来,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曾展开过长时期的文化讨论。但真正对文化问题作形而上深思,建构起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似不多见。梁漱溟和贺麟以对文化本体、文化发展和文化选择等问题的系统阐论,使他们成为中国20世纪前半叶杰出的文化哲学家。一 本体论的建构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必要条件,元哲学如此,专门哲学也是如此。梁漱溟、贺麟文化哲学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设置了一个作为理论支点的文化本根。 梁漱溟从他的生命宇宙观出发,把文化的根本规定为意欲。 在梁漱溟看来,宇宙由生活产生,生活与生命是一回事,不过为说话方便,一个表用,一个表体,人是生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核心就是人心,又称意欲、生命冲动、阿赖耶识等等,因此,说到底,宇宙产生于意欲。 意欲是宇宙的根本,当然也是文化的根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梁漱溟：“意欲”与东西文化

从“意欲”这一本体概念出发,梁漱溟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体系。“意欲”是文化的总根源。文化即生活的样法,而生活不过是意欲的表达而已。意欲的趋向不同,产生出人生三种不同的路向,由此区分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对于东西文化,梁淑溟一方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从“应然”的价值角度说明了东方文化远胜于西方,并作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惊人结论。将“意欲”作为逻辑基点,使得梁淑溟的文化哲学有着很强的理论征服力,但也留有一些不足之处。     

也谈“何……为”句中的“为”

“何……为”句中的“为”是句尾语气词，还是其他别的什么词？这历来是有争议的。吕叔湘先生在《笔记文选读》一书中注释“何以车为？”②一句时说：“‘何为’等于‘做什么’，照文言的习惯，拆在两处。同样的句法如‘何以家为？’、‘丈夫死耳，何以泣为？”王力先生在分析这件句子结构时，则说得更为清楚，他认为：“这件句子实际上是动词‘为’的疑问代同，宾语‘何’放在作状语的介词结构前面了，意思是‘用……做什么’。……在‘何以……为’这个格式里，“何’字可以用别的疑问问如”奚’、‘恶’、‘安’等来替换。”“最近，朱运…     

试论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特点

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新儒家” ,其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特点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创立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 ,来诠释儒家学说 ,赋予儒家学说以现代意义 ,并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乡村建设运动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汤一介《中国文华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是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该文的“前言”中钱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又说：“我深信中国...     

“儿”非语素——兼议“儿化”的作用

“儿”是什么?除了“孩儿、健儿、女儿”等极少数词中的“儿”是一般语素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都说“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后缀(或词尾)。比如张志公先生说:“子、儿、头”是“能表示附加意义的不自由语素”。①任学良先生说:“词尾‘儿’也是名词的标志”。②张静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典型的词缀有……子、儿、头……”,③吕叔湘先生说“有一类复词,是在一个词根后头附加一个词尾的。先拿物体的名称来说,常在本字的后面加‘子’,‘儿’,‘头’等词尾”。④胡裕树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⑤胡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因为这是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无须赘引了,总之,“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词缀,这已是“定论”。     

“隐含” 浅议

“隐含”浅议竹钧所谓“隐含”，指句子的一种语义解释。①“在‘他要求参加’和‘他要求放他走’里边，可以说‘参加，前边隐含着‘他’，‘放’前边隐含着‘别人’，但是不能说省略了‘他’和‘别人’，因为实际上这两个词不可能出现。”②这是吕叔湘先生对“隐含”这个...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初探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是以"意欲"为本源来构建其文化哲学体系的.他所阐述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试图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问题,以期指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为“牛奶路”翻案所想到的——小议文学作品中一个现象的翻译

自从鲁迅先生批评赵景深先生“无端地‘牛’了一下”,将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以来,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最近,董乐山同志在题为《文化断层与错位》(《读书》月刊1984年第九期)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为“牛奶路”翻案的问题.董文指出,“赵景深先生的缺点是没有弄清楚这‘奶’究竟是人奶,是仙奶,还是牛奶,就贸然译为‘牛奶’.要是当初他译为‘仙奶路’,或者为保险起见,留个后路,含混地译为‘奶路’,我看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否则,如果译为‘银河’,就无法解释朱庇特率领众神从何取道返回天宫的了,除非是坐船?”董文认为,“有一点是明白的,中国叫‘银河’的东西,在西方叫     

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的探讨

张武英先生（“文化教学”进入语文教学大纲的探索）一文，在lop年第二期惆文学习》刊载，该文对文化因素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充分的论述，可谓触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深层问题。本文拟就“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的话题，结合课堂教学实际展开探讨。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的运用，归根结蒂是与某个社会群体的认知方式、道德规范、文化承传、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特定的文化因素相关联的；语言运用的得体，既要遵循语法规则，又要遵循文化规则。由于汉语的组织特点是“文便是道”，“以意役法”…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涂炭”的语源及其演变

郭沫若先生在《关于“接受文学遗产”》①一文中,以“涂炭”为例证,作了以下训诂: “‘无数的父老兄妹遭受倭寇涂炭’,这‘涂炭’一个词便是被乱用了的。‘涂炭’本是名词,可变为自动词。例如‘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是名词,也是这个词的起源,‘生民涂炭’则被     

高中写作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张志公先生曾说：“语文教学在普及教育中恐怕算得上一个‘老大难’，而作文教学恐怕又是语文教学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尤其是近几年的话题作文，由于这类作文题面上一般不含观点，内容上不予限制，体裁上自由选择，给学生写作带来很大的自由，因而往往会放松训练的要求和针对性。这就要求必须打     

民族审美心理研究的一块基石--《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评介

“到目前为止，所谓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审美’，而一般审美心理的研究又几乎罔谈‘民族’。”①梁一儒先生的《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一部富有特色的学术新著。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性学科，在美学———审美心理学—...     

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然而对这句话本身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对“一个‘这个’”的理解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一个‘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的代名词，有的认为恩格斯在此引用黑格尔的“人个‘这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我赞成第二种说法，试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一、从恩格斯写信的背景及原信的意思看 恩格斯这句名言是…     

五四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五四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说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纪末特定时代情绪下的产物，那么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世纪初时期：一个历史与现状与未来的断裂时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时期，必然性与可能性的断裂时期。在“东方从属西方”的文化撞击中，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后的失落，形成一种整个民族文化落后的危机意识，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所拍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中挤出．”中国人正处…     

谦谦儒者文化传灯

在金岳霖先生看来，林宰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是我惟一遇见的儒者。”在孤傲的梁漱溟先生限里，他是“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而在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胡适、钱穆等著名学者的传记或回忆录中也常常能见到与林宰平交往的记录。     

语气词“呢”“哩”考源补述

对语气词“呢”、“哩”的来源,吕叔湘先生和太田辰夫先生均作过考察。吕先生的意见是:“‘呢’即‘哩’之变形,而‘哩’又源于‘在裏’”,“此一语助词,当以‘在裏’为最完具之形式,唐人多单言‘在’,以‘在’概‘裏’;宋人多单言‘裏’,以‘裏’概‘在’,‘裏’字俗出多简作‘里’。本义既湮,遂更着‘口’。传世宋代话本,率已作‘哩’,或宋世已然,或后人改写,殆未易定。”按照吕先生意见,“呢”的来源大体如下所示: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姻缘的关系．梁漱溟接受了柏格森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的观点，形成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梁漱溟从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三量说的认识论模式；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文化观，广泛地接纳和溶贯了柏格森哲学，特别是直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