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有限量化初探

本文以考据式的多学科资料与实证分析方法,对形象思维有限量化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探索性研究。首先,通过对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数４奇点非同一般数互渗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现,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有关实验和现代科学理论,多方位地论证了人类视觉数觉阈限、感觉记忆库,一次只能对４个形象信息进行加工编码的形象思维有限量化定位点的整体关系,从而归纳出感觉记忆库信息存贮容量为４比特（ｂｉｔ）的结论。其次,将该数值与赫伯特·Ａ·西蒙（ＨｅｒｂｒｔＡ·Ｓｉｍｏｎ司马贺）教授关于短时记忆库信息存贮容量４个组块的结论相对接,组合成结构合理、机制稳定的形象思维有限量化思维系统,由于记忆研究也是思维研究,无疑,思维包含着记忆,记忆包含着思维。从而建构了显示人类思维规律的两级量化模式,并对其应用前景作了简要介绍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意识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认识论革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等论述具有认识论革命意义。马克思阐述了意识所受的三重物质制约，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自足性假设，重置了认识论问题的前提：彻底的认识论必须基于社会历史基础。作为意识的对象，“Umgebung（环境）”总是意识周遭（um-）之给予（geben），而意识的过程也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与对象建立“关系（Verh?ltnis）”，这种能力随着实践发展而进步。意识与实践并不是相互独立地构成两种关系，而是构成同一种关系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由此超越了直观主义反映论对虚幻意识的外在批判，透过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解析实践关系的狭隘性。     

性别的记忆：“八女投江”事迹的革命叙事与记忆塑造

革命叙事中的性别特质是刻意建构的。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事迹作为具体案例,提出了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分析框架,分析“讲述者”“记录者”“演绎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生产主体在记忆塑造过程中的反复叙述和多元重构,梳理了这一历史事件如何从一则日记中简短的原始记录生产成为现行通用的革命英雄版本。嫁接、渲染、再考证、性别对焦是性别的记忆塑造当中的四种机制,前三种机制提供积淀过程,第四种机制将性别视角引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意识与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神、女性身份与英烈形象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在社会记忆层面塑造出“中华的女儿”“英雄的姐妹”等革命英雄典型。     

目击记忆中的检索效应问题

目击记忆中的检索问题在国外应用心理学,特别是证人心理学中早有研究。目击记忆的信息检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击取证中影响事件检索的主要因素是特征编码效应,干扰效应,检索策略效应。具体而言,特征编码效应是指:(1)原来的场景以物理或心理的形式恢复目击者应能回忆出更多的细节;(2)某条线索不能提取的细节可由另一线索提取;(3)事件编码依赖个体的特性。干扰效应则主要包括:(1)相关事件对靶事件检索的干扰;(2)社会反应偏向的干扰影响。检索策略效应是指:(1)考虑情境内容和来源有助于恢复记忆;(2)细节的记忆促进靶事件的提取;(3)元记忆控制策略;(4)系统组织化有利于检索信息。     

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及其文学意义

曹文轩关于家乡盐城的生活体验与历史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意义。以盐城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为参照,将曹文轩与其他盐城籍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互文”式解读,可以发现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对其文学范式的建构产生了潜在影响,主要表现为:旧时盐城灾害频仍的生活环境强化了曹文轩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扶危济困的道义精神在曹文轩身上催发了重建家园的文学“寻根”意识,从盐城“风车”意象当中能够解读曹文轩别具一格的审美观念。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

长期以来,我们哲学界把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看成是一个概念。最近,有的同志提出辩证法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究竟辩证法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含义是什么?二者的关系如何?本文想就这两个问题作以探讨。(一)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自然辩证法》第193页)显然,“同一”是作为“差异”的对立物出现的,同一指的就是矛盾双方的“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     

运用心理学的“注意”原理改进英語口語教学

<正> 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口语课的教学质量,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心理学上的“兴趣”与“注意”的关系说起,着重探讨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注意”原理以提高这门课的课堂效果的问题,同时将涉及我们现在采用的《英语口语教材》(下册,北京外贸学院编写)的使用问题。一、兴趣与注意某人一天在路上散步,忽闻人声嘈杂,爆竹声大作,他就去观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样,这个人的注意——一种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便指向和集中于这一现象上。“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的选择性。由于这种选择性,人的活动在每一瞬间只能指向和集中于客观世界或意识中的某些事物,而离开其余事物。”     

伍尔夫小说的直觉主义特征

伍尔夫认为,传统小说只能反映外部客观世界、不能真正体现现代西方人纷繁复杂的意识活动。她致力于开发小说创作的新园地,将创作焦点转向人物的精神领域,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她在心理时间和记忆的处理方式上都体现出直觉主义观念。本文运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观从遵循心理时间、抓住瞬时记忆两个方面对伍尔夫小说的直觉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探索伍尔夫是怎样通过不断发掘人物的意识领域,将人物的心理和意识呈现给读者。     

非理性审美世界的理性阐释和评价——评《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

一在我们看来,决定和支配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主导流向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尤其是东方不少国家历史的进程,而且还在于它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延续和扩展了风行欧洲几个世纪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东方各趋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相继在自己的精神文化母体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光大了在西欧日渐“式微”的理性传统。在近代文明摇篮中诞生,以实证科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理性传统,在其精神故里的逐步失落,有着诸种内外原因。中外许多治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把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是很有见地的。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精神重创,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我们认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把此前居于幕后的非理性主义推向了前台。     

转型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安徽两村“环境维权事件”为例

［摘要］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转型期安徽两村的“环境维权事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主要表征为地方政府、村级政权同污染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常常以“污染合理”与“不出事”两种逻辑在场,两村农民在“生存主义”与“风险最小”两种逻辑的支配下似乎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     

自然景观和文化记忆结合的类型写作——台湾中生代诗人大陆纪游诗创作动力研究

台湾诗人的“中华价值系统”和“中华意识形态”及“中华文化记忆”与“台湾意识”及“台湾价值”,存在于通过旅游和写作旅游诗的两次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大陆纪游诗是大陆风景名胜和中华文化记忆与意识形态结合的类型写作,具有采风写作强调景点意识的旅游意识和政治写作重视介入意识的当下意识,且方式多种多样,相同身份（台湾诗人）和相似经历（游大陆名胜古迹）使他们的写作动力源具有相似性,由“文化记忆”构建的“文化时空”比物理距离产生的“自然时空”对创作的影响更大,“时空错位”明显.     

共产主义精神与日常生活意识

本文首先确定了精神与日常生活意识两个概念。认为精神是上升为自觉形成的系统的意识状态,日常生活意识则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非系统的意识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共产主义精神与日常生活意识的一般关系,认为共产主义精神也是由日常生活意识升华而来的,并且只有沟通与日常生活意识的联系,才能使共产主义精神保持生命力。本文还探讨了沟通共产主义精神与日常生活意识的一般方式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首先必须弄懂的问题。目前有的教科书把这个问题表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论著中,并没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表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而只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不妨把恩格斯在这一论著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引证于下:“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     

试论注意在心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注意在心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心理学界存在着“取消论”、“意控论”、“整合论”等多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恰当或矛盾之处。对于“注意”,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注意首先是一种简单的、低级的心理现象,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一种系统的活动状态,它是整个意识过程的基本组织形式。注意虽然不能独立存在,但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只有对上述问题有明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弄清楚注意在整个心理现象中的地位和作用。     

物质事件的事态化研究

依据系统功能语法定义的六种过程类型和“过程函数”(过程=限定+事件),过程的核心构件就是事件,因而存在六种过程(物质和意识、言语和行为、存在和关系)就会存在六种事件(物理和心理、言语和行为、存在和关系)。在复合过程中,一种事件构成另一事件的事态,引起事态化现象。事态化的结果形成两种类型的实际事件使用角色,即过程事件和事态事件。研究过程,事件是焦点;研究事件,事件之间的事态化组合是焦点。本研究聚焦物质事件的事态组合,分析物质事件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并且采用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作为语料来源,以BEGIN为例进行实证演示。希望借此更加深入地探究事件的功能语义研究。      

从“事件”到“用例事件”——从意识的涌现看句子表达式雏形的形成

句子表达式雏形的形成,是指意识所涌现出来的句子表达式的基本框架.为了说明这个过程的意识涌现,需要提到四对相关的概念:感知-感受；物理属性-心理属性；原初意识-反思意识；事件-用例事件.从意识视角来审视,语言表达式雏形的形成来自原初意识涌现为反思意识,即将感知事件的原初意识在个人记忆和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联想和想象,对原初意识实施格式塔转换,扩展为反思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要用上什么原初意识的材料、如何通过格式塔效应实施联想和想象,都是在环境和意向性的统制下进行的；这个反思过程,就是要把原初意识所映现的事件“裁剪”为用例事件,使这用例事件能在该特定情景下恰当地对该事件作出切合语境的表征.     

试论矛盾统一体的系统质

矛盾的统一性体现了矛盾统一体的系统质。系统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而任何事物既自成系统,同时又是更大系统的一个要素,这样任何事物又都是系统和要素的统一,因而处在两种矛盾中,即自身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矛盾和与环境或更大系统之间的矛盾。我们只有从内外矛盾的相互联结和作用的统一中才能把握事物的性质。换句话说,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共     

论Halliday的语境模型——中美朝核新闻报道个案分析

以Halliday的语境模型为理论基础,以近期中美报纸关于朝核事件的18篇纯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以功能语法中的概念功能的及物系统为分析工具,通过对比分析两类报纸有关同一报道的语言选择来探究语境和语言之间的自下而上的体现关系。     

翻译的理论

翻译的“三体”理论,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二元论者”的,因此也是神秘的意义理论中的某些特色。“三体”理论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有用的理论,只能把它看做是对作品的一种“肚皮里的解释”——仅仅是理论,“纯”理论,既无实验根据,也缺乏技术内蕴。形式“具有意义”,而且它们本身在其它事物之中又是外在之物。“形式的意义何在”不能够在形式以外的独立实体中找到。意义并非同形式相对应的实体或对象;它们只是形式的使用;它们是形式的作用。对于意义的工具解释,并不涉及对心理事件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个解释似乎含有此意:我们通常所描写的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事件,确有出现。必须有记忆,组织起来的记忆。因为没有一个词的单独使用能够使这个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词义是许多个别使用的集合体或组织起来的回忆,也就是词在口头的或非口头的环境中,和在它同其它词相对立位置上的各种不同出现的集合体或组织起来的回忆。我们先承认观念的思想在“语言运用”中存在,那么,语言之外的东西,即不受我们语文运用影响的东西,似乎象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一些含糊而不可“标示”之物。我们的世界(记忆中的、想象中的或是感觉中的世界)。是用我们讲话的语言组织起来的。对于任何用归纳的方法构造起来的语言说来,一个词“具有意义”,就是说它在其它的词和人与物之中担当着一种特定的职能。我们的世界就在话言的演进之中成型。翻译家的任务是要建立不同语言中语言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除此以外,他不能做别的。他假定在两种语言的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单位类型。经过正确的选择,这种单位可以说明语言组合的对比可能性,以及两种语文之间可以比较的对立关系。翻译的训练主要在于找出可以对比的最小的可能的单位,但是一般说翻译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比词大的单位,他能创造一些形式来进行一对一的描绘。他在处理“自由结构”中自由地结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