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北漕政述略

清代,拥有江汉平原的湖北,每年"额征北漕正耗米十五万石有奇,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兑运京仓,南米由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胡文忠公遗集》卷23,第5页,以下简称《遗集》).漕粮的征收地区,集中在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和荆州六府.漕粮从征收到起运的诸环节,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围绕着漕粮     

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

<正>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鲁、江、浙、赣、洲、鄂、皖和豫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山东是八省漕粮必经之地。大运河从鲁南兖州府峄县台庄由苏北进入山东境内,转向西北过微山、昭阳、南旺、安山等湖,进入鲁西平原,最后由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纵贯山东,全长一千余里,途经四府两直隶州。清代漕运鼎盛时,每年有各省漕船六千余艘,循运河经这些地区北上。漕运的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

读《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以下简称《漕运》),发现其中有些疵漏,应予订正,另外篇中与它书记载相舛误、而又语焉不详之处,也须加以补充。共得六则,现胪叙如下: (一)奉天有漕粮《漕运》通篇未记奉天有漕粮。然光绪《大清会典》卷二十二载:“漕粮原定运京仓者为正兑……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黑豆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四石有奇”。可见,奉天有正兑漕粮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石有奇。种类为豆与粟。不过,早先奉天漕粮不是豆、粟并征,道光九年《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一载:奉天运京黑豆三万八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附注曰:“自道光七年始征粟米十分之四”。则奉天豆、粟并征始于道光七年。算出所征粟米数为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九     

明清漕运与南昌城外的空间格局——再论江西省仓

明成化十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州县水次收兑漕粮,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动。"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旗军、运丁常常盘剥里甲和粮长,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为避免旗军、运丁的勒索,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自万历朝起江西州县即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推行的过程中,漕粮官收官解,这时州县也设立了一批漕仓。至清乾隆朝,南昌城外西北、西南已漕仓林立。这些城外漕仓后来成为试馆、会馆,供士子考试及州县官民赴省之用。通过明清江西省城外漕仓兴起的历史,可以认识贡赋体制对于形塑城市空间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略论北宋的漕粮

漕运自秦汉兴起后,历千余年演进,至北宋达到极盛之时,运河网密布,管理制度及机构发达,而每年调运到都城的漕粮量更达到了罕见的水平,不仅远过于前代,也为后世诸朝所不及.北宋漕粮数额何以能达到空前绝后的记录,当时漕粮来自何地、其意义影响又何在?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政与国家稳定休戚相关,历代统治者皆极为重视.进入晚清,在官、吏、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漕政百弊丛生,不但漕粮征不及额,更严重的是,在漕粮浮收的重压下,底层百姓不堪忍受,屡屡酿成激烈的抗漕事件,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财政更为窘迫,社会矛盾激化,危局下,清王朝被迫整顿各地漕政.面对积弊深重的湖北漕政,巡抚胡林翼以圆融老练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漕务章程,通过清丈等方法抑制官员、胥吏、缙绅藉浮收牟利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一本雍正朝耗羡归公用为养廉之要旨,采取将州县陋规合法化等举措,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营造出“自上而下”的让利态势,促使湖北各州县顺利裁革漕粮浮收,达到了“取中饱之资,归之上下”的效果,使湖北成为有漕各省整漕减赋的典范,其为政之道值得后世借鉴.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清史稿·漕运》订正一则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后漕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单一的海运为主,兼或有少量的陆运(火车),而以往的河运悉行废弃。每届江浙等地(光绪二十七年后有漕省分仅余江浙两省,其他六省多征折色)漕粮征齐后,一律解赴上海海运总局验收,由清政府监督控制下的招商局轮船及招雇沿海商船共同装运,“招商局轮船协运四成,沙船     

漕粮海运与清代社会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牵涉到漕粮运输路线的变化,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区域的转移;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漕粮海运对于清代的社会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北宋汴河漕运新探

一、汴河漕运与东南经济汴河是隋炀帝时开挖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中一段,数百年间,一直是南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唐代末年,汴河溃决毁坏,长期失修,直至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才开始征发丁夫进行疏通。宋朝建国伊始,不断修浚,扩大其运输能力。但在东南还没有统一之前,汴河的运输量并不大,太祖开宝九年,范旻知淮南转运事,每年运米百余万石供应京师开封。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两浙地区的吴越国归降,太平兴国六年即定汴河运粮额为四百万石。汴河勾通了长江、钱塘江,开始全线发挥作用。到了淳化四年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实行了转搬法,“行之一岁,上供百六百万(石)”。但随后漕运额又有下     

1915年猴坑茶人把猴魁茶文化写到美国去

民国四年太平猴魁茶在安徽茶叶协会应征，在国内首先获得农商部赴美国巴拿马赛会展览会出品一等奖（见附照片一）。当时正处于“日本群芳，步入世界名茶之林。为安徽竞得大奖，同时连动江西、江苏、福建、湖南、浙江、湖北等七省共获大奖开了先河。重塑了华茶形象。     

略论元朝的西路漕运

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远离当时的全国经济重心,需要源源不断地调运所谓“南粮”(指来自江南地区的漕粮)和“北粮”(指来自中原地区的漕粮)入京。然而,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大都所需要的漕粮并非只有“南粮”和“北粮”,西北的宁夏地区和东北的辽阳行省也都曾是重要的漕粮供给地。这在元初以及元末尤显突出。元朝的宁夏漕运,也就是西路漕运,需要利用黄河水道,因而在黄河水利开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这一西路漕运开辟的时间、路线、运输能力及其作用诸方面的问题。     

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

洪武三年五月,明廷为开科取士事颁诏天下,具体规定了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然而诏令对当时全国12直省乡试录取名额的规定,在现存明清史籍中至少有5种说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广解额上.明初两广曾有合行乡试的经历,但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这或许正是引发洪武三年乡试解额出现诸多说法的原因.依据相关文献,大体可以推知:洪武三年开科诏计划在全国乡试中录取举人500名,其中应天府百人,河南、山东、山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陕西、北平9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0人.这与学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有所不同.     

全国优质民办高校建设专题研讨会在杭召开

经浙江树人大学、西安外事学院和江西蓝天学院共同发起,由浙江树人大学承办的全国优质民办高校建设研讨会,于2009年2月11日在杭州梅苑宾馆召开.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 ,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 ,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义和团运动之后 ,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运事业中来 ,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一条史料年代之辨正

一条史料年代之辨正徐伯夫《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４２《征榷》１４《茶榷》说：“八年，谕，那彦成等奏，严禁奸商私贩茶叶，并设局稽查一拆。甘肃官引额销茶叶每年例应出关二十余万封，近来行销竟至四五十万封之多，显系以无引私茶从中影射。其行销各城，又复递加价值，每...     

浙江原额人丁考

清代浙江各州县原额人丁的来源是相当多样的,其早可溯及明中期的弘治、隆庆年,晚则落实于康熙前期.多数县份的原额人丁撷取万历时数,也有相当部分的州县因战乱或编审方法改变而在清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丁原额,另有一些县份取明末天启、崇祯人丁之数作为原额.解读原额人丁,可以发现"人丁"概念在清初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清前期"人丁"的实质.     

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

明代的漕粮是旨在确保北方政治中心的供给，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明政府对漕粮的折征实行了严格而有限量的控制，同时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把它作为弥补中央年度财政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漕粮的“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的“积年通欠”，直接引致了京边等仓储的匮乏，从而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