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曼流形中的柱形直纹超曲面

本文举出了空间形式中柱形直纹超曲面的例子,讨论了空间形式中柱形直纹超曲面的性质和爱因斯坦黎曼流形中柱形直纹超曲面族的存在性问题．     

凹面镜焦距的分析与探究

从对近轴光线的球面反射疑惑入手,讨论非近轴光线的球面反射,发现焦距与由高斯公式得到的焦距相差甚远,进而探索出定焦距的反射曲面,凸显探究思维过程。     

有关匀质非球面发散镜镜面形状的求与证

中学或大学教材中论及的发散透镜都是球面的，而球面型透镜存在无法消除的“球差”，只好增大透镜的球面半径，使镜片扁平，来克服之。这样，会对成像条件或成像品质产生严重影响，难以权衡。为此，应用解析几何、光的折射、反射定律，探求非球面理想化的发散透镜形状，给出了双曲面一球面型匀质透镜方程并论证，凸显出其过程中探索性和论证的严密性。     

关于局部对称空间中常平均曲率超曲面的截面曲率的Pinching定理

讨论了局部对称空间中具有常平均曲率的紧致超曲面 ,得到了这类超曲面有关截面曲率的一个Pinching定理     

关于局部对称空间中常平均曲率超曲面的载面曲率的Pinching定理

讨论了局部对称空间中具有常平均曲率的紧致超曲面，得到了这类超曲面有关截面曲率的一个Pinching定理。     

关于Ricci对称的黎曼流形的孤立性

使用P.Li的Sobolev不等式和Lp估计方法，研究Ricci对称的黎曼流形的量子化现象．证明了对于紧致的具有正数量曲率的Ricci对称的黎曼流形M，存在一个常数A，当M的保圆曲率张量的La/2模小于A时，M为常曲率空间．     

关于S~(n+1)中常标量曲率极小超曲面的Pinching常数的注记

设M是单位球面S~(n+1)中的一个闭极小浸入超曲面,h是M的第二基本形式,s是h的模长的平方。根据Simons已得到的结果,若在M上有0≤s≤n,则s=0或n。本文讨论如下问题: s是否有另一个较大的值?若有,这个值是什么?此问题收集到[7],我们得到 定理 设M是S~(n+1)中的闭定向极小浸入超曲面,若s为大于n的常数,则 s>n+(5-17~(1/2))/(3+17~(1/2))n>n+n/9     

de 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为c的类空超曲面

得到de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为常数c的类空超曲面的一个定理:设Mn是de 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r与Sn+11(c)的截面曲率c相等的n维(n>2)紧致的类空超曲面,则Mn是全测地超曲面.     

de 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为c的类空超曲面

得到de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为常数c的类空超曲面的一个定理设Mn是de Sitter空间Sn+11(c)中标准数量曲率r与Sn+11(c)的截面曲率c相等的n维(n>2)紧致的类空超曲面,则Mn是全测地超曲面.     

拟脐超曲面中的稳定积分流

设Ｎｎ是常曲率空间Ｍｎ＋１（ｃ）中的紧致拟脐超曲面．证明了在一些几何条件下，Ｎｎ中不存在ｐ－维稳定积分流，相应地，Ｎｎ的ｐ－维同调群消没．     

关于局部对称空间中具有平行平均曲率向量的子流形

研究局部对称空间中具有平行平均曲率向量的紧致等距浸入子流形,推广了局部对称空间中极小子流形的一个分类结果.     

利玛窦对儒家本原思想之批判及其矛盾——以《天主实义》为例

利玛窦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儒家思想中作为本原的"太极"或"气"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天主"的超越性和真原性.得出这一结论时,利玛窦主要使用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存在唯物唯心之间的矛盾,而创世观念也存在矛盾,这使利玛窦在批判儒家本原思想时也陷入了矛盾.     

Sasakian空间形式中的C-全实伪脐子流形

文章讨论了Sasakian空间形式中标准平均曲率向量平行的C-全实伪脐子流形，得到了紧致的C-全实伪脐子流形的一个刚性结果．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英文版《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纠误

夏伯嘉《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一本重要的新著,它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然而,此书远非完美,而是存在不少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为,罗明坚的汉语水平问题,利玛窦在南昌铁柱宫的遭遇,李贽在《与友人书》中对利玛窦的疑问,以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珍藏的一份官方文书,等等。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利玛窦与儒学的会通和冲突

利玛窦为了传教,一方面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将基督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另一方面又无法去摸平相互间的冲突。尽管会通和冲突并存,但利氏成功地开创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对话的先河。它昭示着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最好办法和最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而不同”。     

晚明中西生死观的碰撞———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

晚明时期,随着东西海路大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针对中国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采取文化适应路线,不仅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基,更引发了中西文化更深入地碰撞,其中生死观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灵魂、死亡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也对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对来世思考的缺失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调适。但鉴于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西方生死观也做了部分调整,淡化神学意味,突出伦理道德,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使西方生死观在中国更加本土化。这迎合了明后期动荡政局下士人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融合,而且对明末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前《天主实义》的思想嬗变——利玛窦在粤书信阅读之管见

利玛窦在中国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传教为宗旨的,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其成果仅仅是围绕传教这个根本目标所达到的意外效果。因此,他的《天主实义》更应该成为研究利玛窦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时必须认真对待的文本。在利玛窦的思想历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由对与罗明坚合作的《天主实录》的满意到失望,《天主实义》的产生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