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人治与法治之争及其启示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反对以人、以言代法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以术治国”、以“治法”为法治 ,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三维”机制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当前,大学生在法治理念、权利意识、大局观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较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抓手”,与法治观念培育有育人目标、内容属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内在关联,可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管理”、“载体”三维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有效化、常态化和动态化。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论中原地区法律观念现状及法治理念培育

中原崛起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而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以各阶层社会成员较高的法律意识、法治理念作支撑。但中原地区社会成员的观念,还有许多方面与建设法治环境的要求不相适应。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法律观念错位,"人治"观念浓于法律意识;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对法律认知的积极性和认知程度有待提高。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决,强化法治理念宣传教育,培育社会公众的法治理念。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试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提出,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指明了具体路径。法治思维强调思维的定势,突出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和逻辑,在思想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的法的规定性,突出法治实践和行为准则,在操作执行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确立和运用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凝聚了科学发展的法治共识,顺应了治国理政的需要。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之我见

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中国社会正在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种变革应从摒弃人治、走向法治做起，从而实现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人治、法治与德治刍议

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由于人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故应当摒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单靠法治国家是治理不好的;应当充分认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政治意识文明的法治功能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指人类政治意识进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状态和过程。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是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内涵“良法”，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政治意识文明就好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到人的各个器官而作用于法治的诸运行环节，其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立法中的“良法”功能、执法中的“依法”功能、司法中的“公正”功能、守法中的“认同”功能、实现中的“宪政”功能等。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及其评估体系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治国理政观念和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务之急既需要在法治政府标准上获得更大的共识,同时出台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和实施一套公平有效的评估体系.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要构成,它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范畴相关但不相同。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夯基固本,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对人情社会的反思重构和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弥合转型中国的社会共识。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     

观念与法治

错误的观念会导致错误的行为,正确的观念指导正确的行为。社会主义法治绝不仅仅是依靠强制力实现的法治,它的实现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内在的一种信念———法治观念,人治意识和对法认识的肤浅与误解是中国法治发展面临的最大心理障碍。为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有破有立的意识上的斗争———观念法治。     

法治价值观的凝练逻辑:前提、导向与诉求

法治价值观的凝练逻辑是促使法治价值由理论符号具象化为行为准则的首要前提。法治共识是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凝聚的现实前提,它实现了法治由"工具"性手段到价值性目标的升华,由治国方略到核心价值思想体系的转变,法治共识的养成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法治价值观的凝练导向在于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阐释以及中国的现实境遇固本纳新。法治观的价值诉求在于重塑法治权威,体现为健全法制体系实现制度的法治价值注入,建设法治政府助推法治价值的实践转化以及培养公民意识促进法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

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当代公民法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于认同是一种利益期待,法治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法治树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响应与理性权衡,法治凭依政治属性和政治向心力能最大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树立权威。法治政府权威提升既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更需要一种外在的实践规范、制度保障;先立法、后行为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与法治认同,为提升法治政府权威打造了畅通的制度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