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现象学研究

罗曼.茵加登和米.杜夫海纳是现象学美学的杰出代表。茵加登的现象学观割裂了作品结构本体与作品形而上性质的关系,而杜夫海纳的现象学则过于注重读者审美知觉的作用。运用现象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扬长避短,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完美融合。     

朱光潜“审美观照”思想探析

朱光潜提倡"观照"的审美态度,兼具西方"审美静观"理论与中国传统"凝神观照"思想的双重品质。朱光潜"审美观照"思想以凝神的心理状态为审美基础,以"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及审美移情为实现的保证,以物我统一的审美境界为旨归,以超脱人生的烦恼、痛苦为最终目的,凸显了审美静观的非功利性和主体性,对以后中国美学审美态度、审美心胸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和学术引领作用。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

"意境说"是比较美学视野内中西审美主义相融合的现代产物,朱光潜与宗白华的"意境说"当中皆包孕了欧洲美学的基因,并成为了现代中国意境理论的两种"范式"。如果说朱光潜的"诗境论"是以审美主义为指归的话,那么,宗白华的"意境说"则与审美主义是内在同一的,二者代表了中国审美主义的不同方向。     

“纯粹意向性对象”还是“纯粹知觉对象”？——论茵加登与杜夫海纳之争

茵加登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对象",杜夫海纳则把审美对象看作是一个"纯粹知觉对象"。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虽然两者都是意象性对象,但是,在对各自意向性对象含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茵加登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和构成者,而杜夫海纳仅仅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而否定其构成。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茵加登更深地受到胡塞尔纯粹理性意识的影响,把意识活动看作是智性活动,因而其所说的纯粹意向性对象就被杜夫海纳看作是智力对象;而杜夫海纳则更深地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修正为纯粹知觉意识,因而其所说的纯粹知觉对象就是一个感性对象。杜夫海纳就是立足于此展开对茵加登的批评的。概而言之,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自律与他律成为"纯粹知觉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对象"的最显著区别。     

从“必然”到“应当”：康德对认识论美学的超越

在探求审美客观必然性的过程中,经验主义美学陷入“审美趣味无争辩”的境地,理性主义美学则将审美与认识等同起来,从而取消了审美的独立性,认识论美学无法自圆其说。“应当”（sollen）是考察康德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不同于必然性,它表示一种应然性。“应当”一方面表明反思判断力与知性、审美与认识的联系与区别,另一方面是一种自由。由此康德认为审美的必然性是主观原则上的“应当”,从而超越了认识论美学。     

杜夫海纳的主体间性美学

作为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重视审美经验,认为欣赏者的审美意识使艺术作品成为审美对象.审美活动中不仅欣赏者与作者之间是主体间性关系,而且欣赏者与审美对象这个"准主体"之间也是主体间性关系."准主体"概念是杜夫海纳对现象学美学的独特贡献;审美对象的"形而上前景"分析则表明杜夫海纳超越了现象学,走向了存在论.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先秦阴阳五行文化,系上古先民建构的一种关于宇宙万物普遍性法则的系统结构理论,并且逐渐成为阐发宇宙三才之道、建构整体意义世界的解释框架。当古人以阴阳五行解释框架来认知审美实践活动时,便形成了先秦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文化底蕴的"和合"美学观念。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文化及其"和合"美学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艺术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艺思想对于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物与欲、音与心、礼与乐等关系的认识,都集中体现了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新时期朱光潜美学思想中实践观念的发展及其启示

以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念为中心,关注其新时期以来的深化和新变,可以揭示朱光潜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朱光潜不仅将"实践"理解为日常的物质生产劳动,还将艺术审美活动看作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的含义。新时期以来,朱光潜逐渐构建起一种独立的实践美学形态,他逐渐放弃从概念出发对美进行抽象定义的做法,转而关注具体的审美实践和审美关系。但是,受时代与理论资源限制,他最终未能走出主客观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未能完成美的现成论向生成论的正式转变。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