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自由报人的社会角色探析

民国自由报人在社会发展领域兼有新闻职业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3种社会角色.自由报人的"文人论政",以新闻职业理念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价值为诉求,以富国强国为目的,体现了3种角色的交融.但"舆论救国"的追求,使得3种角色存在着深深的矛盾和冲突,他们既不能摆脱困惑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也不能真正贯彻职业报刊的理念,且民国的社会现实又从本质上制约着这些角色的实现,使他们的理想角色追求最终幻灭.     

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转移——论"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内涵与特征

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一些学者作出了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理论推断.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推断,其本质内涵及表现特征如何,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并加以厘清,唯有此.在推动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才会更加明确,才能让高等教育为社会全面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从个人走向社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对个人和社会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以及一个基础性的因果分析框架。然后,分析和梳理了社会资本跨学科研究的四条进路,即对企业组织、公共参与、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跨时空的比较研究。最后,提出社会资本研究的三个理论方向以供探讨:第一,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研究与社会资本研究进行更紧密地结合;第二,更充分地考虑嵌入于个人自身的资源与嵌入于结构位置的资源的不同,以及这一不同对社会资本的调用和作用效应带来的影响;第三,如何从接受方和给予方的双重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特别要关注给予帮助者的动机(比如为了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这是理解个人如何走向社会、实现微观到宏观转变的关键一环。     

毛泽东、邓小平在“一个中心”指导思想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邓小平在“一个中心”指导思想形成中的历史地位秦文志从以革命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使后者最终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体现了在我党领导下．中国由革命向建设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蕴含有毛...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试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

本文指出应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认为“历史地位”的含义有两个方面 ,一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是它在党的全部思想和工作中的地位 ,并据此对“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作出如下表述 :毛泽东、邓小平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文章的侧重点是阐述“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从“分离”走向“对话”：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极端运用,导致了工业时代的流行病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关系的“分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走出“分离”的困惑,实现合作与交流,因此强调公平交往、追求共赢共生的“对话”理念已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旋律;基于“对话”思想对于交往实践制约性的可能性忽视,“对话”理念盛行的同时,作为“对话”载体的“共同体”思想得以激活并在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带一路”贸易关系演变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贸易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18年全球双边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贸易网络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共建国贸易网络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中低收入国家贸易关系改变显著。（2）各国通达程度提升明显,贸易合作伙伴搜寻潜力较强。（3）贸易网络中存在两个重要板块,一个是贸易结构较为复杂的“中心”板块,一个是扮演中间纽带的“经纪”板块,此外,2014年以来,边缘节点逐渐由“外围”板块转移至“经纪”板块。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论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演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拉美经委会的一系列政策失败，致使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受到各方批判，甚至导致了拉美经委会衰落的后果。但是，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却因为“依附论”的兴起而得到了扩散。事实上，依附论是把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加以应用的，是直接地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大量边缘国问题的。同时，依附论没有在普雷维什那里驻足，而是把普雷维什用以解释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边缘思想用于对一国内部的考察，认为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依附论认为，对于边缘国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就不仅要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需要认识到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去寻求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对策。     

近代中东路西线畜牧区中心城镇地位的演变

近代,在中东铁路西线的畜牧区以海拉尔、满洲里及札兰诺尔三站为中心形成了三个较大城镇。受历史基础、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它们的职能及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海拉尔由清代仅具单一军政职能的城镇发展成为兼具军政、经济综合职能的区域中心城镇。但由于海拉尔与满洲里经济发展的同质化使两城之间形成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在区域社会政治环境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海拉尔俄蒙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度转移到了满洲里。海拉尔凭借其清代前期已经形成的区域军政中心地位、距离昂吉庙集市较近,以及中东路通车后形成的畜产加工中心、汽车交通中心等优势,于1920年之后重获区域俄蒙贸易中心的地位,满洲里则仍为区域的次级经济中心。札兰诺尔属于因煤炭而兴的资源型城镇,其地位不可与海拉尔、满洲里同日而语。     

从汉代女子的婚姻看其社会地位

汉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拥有自主权,无论是自主择偶、离婚还是再嫁,都意味着汉代女性并未完全沦为男子的附庸,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但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受压迫、受歧视依然严重。汉代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历史印痕中受制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状况。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妇女社会地位

借助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尚书·牧誓》中所谓"牝鸡之晨"现象并非独存于商纣王时期,它已存在于整个殷商时期,武丁时尤为突出。商代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能看到妇女的活动身影,她们应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男女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男尊女卑",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事实上在商代也已初露端倪。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从边缘到中心--论中国女性小说中的性别叙事

20世纪中国女性的写作,不断成为新的文学思潮以及代际更迭的标识,从边缘处境走向中心视点,成为文化、话语构造相当有力的参与者.女性写作中的性别诗学以新的叙事策略对历史重新语义化,显示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转型.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从外语教学理论发展谈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中心”

教师和学生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所处的“中心”地位问题是外语教学的基本问题。结合外语教学理论发展分析传统教学理论主张的教师“中心”观和交际教学理论主张的学生“中心”观的长处和不足,提出基于折中主义理论及折中教学法的师生互换“中心”地位观,并给出师生互换“中心”课堂教学模式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