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公”进“私”：政府渗透商会的一个分析

本文分析了苏南一个乡镇中四家商会的组织和运行状况。特别关注乡镇政府一方面在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变革中退出对企业资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积极渗透进私有企业主商会组织的行为。本文描述了政府渗透下商会组织的特征，讨论了政府何以需要商会、企业主利用商会做什么、政府何以要渗透商会，以及企业主何以接受政府的渗透等问题。从中可透视国家政治制度在私有产权的控制和运用中的作用。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本文关注女性乳腺癌问题。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后发现,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残缺”表现在身体机能与感受（疼痛感与行动受阻）、身体形象（掉发与切乳）、个体认同（患者身份、女性身份及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和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本文展现了女性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被切除了乳房之后）如何面对、管理被医学与社会标定为“残缺”的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论政府问纵向关系视角下的一票否决制

一票否决制是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的一种特殊的强制命令权，是压力型体制的极端形式，是上级政府事权下移的体现。一票否决制存在的基础是下级政府自由权的扩大和上级政府权威的削弱，以及各级政府间相对独立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其产生以来的20多年间，一票否决制不断地扩散，导致基层政府不堪重负，同时也导致一票否决制的权威下降，间接损害了上级政府的权威。应当通过规范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事权关系，规范一票否决制的使用范围，从而规范我国政府间的纵向关系。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

城市更新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基层政府产生制度硬化的需求，但持续的高压体制又使其延续制度弹性的逻辑，两者间张力凸显，构成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对一个试点项目中制度硬化实践的观察提出核心问题：权力运作空间如何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得以再生产。本案例中，制度硬化被拆分为“结果硬化”和“过程硬化”两部分，前者标识着鲜明的刚性边界，后者则暗中预留出弹性空间。通过外部条件硬化、让步规则硬化、加压底线硬化这三重机制，基层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表及里地拓展了硬化原则背后的边界，使权力运作空间以一种更为正式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不断生产出来，展现出更深层、隐秘的治理技术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形塑过程。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国外公共服务府际协作供给研究--基于地方府际协议的视角

公共服务府际协作供给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之一。什么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协作的动机与行为？这种协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是否有效？近20年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基于地方府际协议（ Interlocal Agreements， ILAs）这一载体，正不断推进上述问题的研究。综合西方学者对于ILAs的研究，归纳和总结出当前关于公共服务府际协作供给的动因及成效，以期能够为中国学者的府际协作主题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本文按照“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两种研究取向，梳理了社会学界对1980年以来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行为研究的成果。前者解释了乡镇政权由于考核评分体制的压力而被动产生失范行为的原因；后者以动态的、微观的研究视角分析具体事件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行动者其角色和策略选择。“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研究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在“国家”和“农村社会”新型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和行为的研究也可借鉴上述研究。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China (1993-1999)

Universal access to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volves a process of diffusion from localities to the whol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in which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play a key role as a facilitator.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more than 200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seven years (1993-1999) serves as a case for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Our findings show, firstly, that in adopting a new social policy, city governments have to respond to the social desire of local citizens while keeping fiscal constraint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ffected by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the vertical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 also subject to competitive pressures from other cities at the same level. Secondly,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innovations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 Thirdly, central government orders exert both a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upon city governments, with provincial orders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And lastly, there is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time lag effect of order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at provincial level upon city governments’ policy adoption.     

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

讨价还价是中国上下级政府互动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本文详细记述了四东县草原休禁牧政策实施过程中上下级政府的多轮讨价还价，县政府制定政策，政策严格落实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冲突频发，乡镇政府以冲突为策略与县政府讨价还价，最终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执行空间。本文使用实施成本分析框架解释了讨价还价行为的发生机制，执行过程成本、上级施加成本、民众施加成本高昂，致使乡镇政府只能选择与上级讨价还价。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乡镇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对提高，使得双方的协议点从严格执行端向宽松执行端移动。执行无僵局、协议点左右摆动、短期均衡与讨价还价的交替发生是政策执行中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基本特征。     

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

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运作逻辑的探析发现,依附于科层制之下的扶贫项目在实施前的选择性平衡、实施中的反科层制逻辑以及落地后的短期效应,共同造成项目制在扶贫开发中功能的式微。扶贫项目在地方实践中的非均衡分配规制了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项目进村时呈现出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地方在扶贫项目打包中以“反控制”的策略从中谋利,项目制“短、平、快”的目标导向弱化了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面对扶贫项目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项目执行的监管力度,提高基层政府的精准扶贫治理能力,制定扶贫开发的后续扶持政策。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

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的产业治理，学者普遍关注政府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未能充分揭示政府产业政策内容的逻辑与农民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安溪铁观音的个案考察，本文指出，地方政府以“正宗性”作为茶业发展的抓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茶农基于生产技艺、农时安排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灵活性产销存在根本的张力。通过对具体的茶业政策和农民生产实践的考察，本文刻画了这种张力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其不同后果，并着重指出，相比于地方政府诉诸正宗性的产业治理逻辑，农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产销逻辑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

公共物品只是某一特定集体的公共物品 ,具有一定的区域性。集体的规模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有着重要影响 ,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 ,地区间差异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决定了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一个可行途径。     

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

司法审判是清代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州县构成清代司法审判体制的基本网络。顺天府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京畿治理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在内的京师治理体制,以及由顺天府、直隶总督构成的京畿州县行政、司法管理制度。作为特别行政区域,京畿地区的司法体制与地方司法体制迥异,在京畿司法实践中,统治者强化顺天府司法职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顺天府与直隶总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等衙门的相互协作、监督,以此维护京畿社会秩序。清代京畿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