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rat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upreme Court＇s political function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明文确立了“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从而在“民主化”的话语描述下,为其履行通过解释发展法律的政治功能建构了“表面上的民主合法性”,也使其能够在进行中国式司法解释（尤其是抽象司法解释）过程中广泛吸纳信息或知识。然而,“民主化”动向也给人留下最高人民法院无限贴近民意的印象,由此制造了使其很难在必要时进行独立、明智判断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需要在顺应民意和距离民意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为此,不应再采取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措施。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应是当前可取的策略。     

论东方德行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人性和理性结合的道德正当性:权利与德行的相互印证

本文从对中国传统的德行本体伦理和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比较研究中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促成东西方伦理的沟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理”的问题。文章认为 ,道德与伦理是生活统一性的两个层面 ,即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现代权利伦理始于谈论自然权利 ,终地谈论所有权利包括人权和动物权的扩展 ,它是解析的、微观的。而中国传统的德行伦理要求对于道的理解 ,是综合的、全盘性的 ,德行本体伦理和权利伦理的结合将采用以下形式 :在德行本体伦理的基础上 ,把权利伦理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及对发展德行的保护。两者的结合需要将义务和实利结合起来考量。这一结合是对未来的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合。它是否成功 ,会在实践中决定人们如何能勇于面对自己及在一个全球化新世界中过一种真实的有意义生活的命运     

Constructing Core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plex Modernity”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我们认清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历史趋势的思想坐标。为解决难题,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面临挑战的分析框架和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Things Become＂ and ＂Things Becoming＂： Tradition and Cross-cultural Systems

从宇宙观到认识论的各种思维方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各方面自在和潜在的指导原则,就是传统。传统包含两个层次：“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的古籍就是中国文化的遗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谱系。这个“过程”因不同主体对不同时代的典籍和事物的不同解读和诠释而各异。这个“过程”所形成的传统也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特别是“建构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强调“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抵制全球文化的单极性和同质性,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供理论根据,争取多元文化在全球的胜利。在世界进入多元多变的时代,研究传统的变异性和持续性,研究传统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发展,将使传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创新,推动人类走向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00-1920）

借助翻泽，“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娴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微殊差异，后者将新文化激进主义导向极端。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创造，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个人主义的单维描写，未能使恋爱体验向纵深挖掘，而是引向浮浅。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ty

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的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构造一套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     

论全球性与人类公共伦理

全球场域“双重结构”中的人类交往,凸显多元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共同演化以及共同走向“类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性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核心特征是重视人类本位以及人类交往的“非中心化”。开启人类公共伦理讨论,指向的是构建基于全球性的公共性伦理框架,维护全球场域的公共性和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共存,发展彼此承认、承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集体行动策略。因全球性彰显的“类本质”,全球治理成为推动人类关系“再造”以及人类主体重构的“人类治理”,构建人类公共伦理并推动伦理内化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人类关系重建的组成部分。     

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全球气候合作的理念转换

全球气候合作自开始以来一直被斗争思维、博弈思维所主导,利益之争、话语之争先于气候合作,成为思维定势和策略。“和”思维取代“争”思维是全球气候合作顺利进行的必须。在“和”思维的主导下,全球气候合作的伦理基础必须更加强调“共同责任”而非“区别责任”。“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将取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全球气候合作更具说服力的重要原则。     

殖民主义与西方汉学：一些有待讨论的看法

西方的汉学研究一百多年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人们在为此而欢欣鼓舞之余，很少会平心考虑下述问题汉学作为兴起于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一门学科，它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否转化为西方列强殖民中国的一种“权力”?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究竟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表述还是权利关系支配下的人为的虚构?本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汉学可以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服务于而且强化了这种殖民扩张的需要；通过对这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分析，西方汉学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殖民话语因素有可能会清晰地呈现出来。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idea of humanity in Jewish tradition： from ＂the image of God＂ to the Jews of China

本文探讨的是经典犹太传统文化中人性观的建构。文章首先从中世纪对“以上帝的形象”这一词语的阐释出发，回顾了圣经中“以上帝的形象”造人的历史，继而讨论了这些传统对理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特别是非犹太人的人性观所具有的意义。文章的后半部分考察了塑造犹太流散文化的跨文化适应和交流现象，对犹太人-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建构。该部分集中讨论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混合的一个极端事例，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开封的犹太人社团。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适泽西文。叫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意境”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四种用法

“意境”的用法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当中不断调整:王国维用“意境”概念强调文艺应该注重真情实感,而不是辞藻、形式；宗白华则把意境泛化为与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相异的“审美境界”；李泽厚把意境理解为形象与情感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是“最高度的和谐”的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性”成为意境理论建构中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却使“意境”的内涵不断膨胀.放弃“意境”理论的宏大建构,回归“意境”一词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Double Surplus,＂ Capability Gaps and Innovation： A Macro- and 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把握撬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杠杆,需要认清现行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悖论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力缺口,并与外资依赖互为因果,阻碍了产业升级,使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so on the Consideration and Equi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当前,知识产权法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原因在于人们对WTO框架下知识产权的误解:将保护一切“知识活动”的权利诠释为保护“知识”权利。本文认为,知识产权法保护对象具有双重结构,其本质内容是智慧信息,其外在形式是知识形态。从衡平原则出发,知识产权法仅仅提供了确认秘密和鼓励公开两种衡平机制。其中,鼓励公开的机制是近代国家“创制”的、需经对价才能衡平并实现多赢的衡平机制。文章强调,违反对价与衡平条件的知识产权扩张会侵害社会公众的基本人权。对价与衡平、实现多赢的至善目标是现代国家的法定职责。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知识产权应在全球范围内体现对价与衡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孟子心性论作为当代儒家全球伦理的缘发动力

当代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把儒家传统伦理转化成为一种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因为儒家伦理有古老和地域的双重特点,所以在当代要发展儒家伦理成为全球伦理就需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实现突破。那么,如何把儒家伦理从古代伦理转化成为现代性伦理,把它从地域性的伦理有机地生长成为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型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通过哲学与宗教的双重建构,使得儒家伦理在通过孟子心性论的重建而转化成为全球伦理。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的交集互动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使用“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表达对中华国家建设、中华国族建构的主张，体现了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同步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话语，先后有五四时期的“青春中国”“少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新中国”;“中华民族”话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单一型中华民族观——李大钊提出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新中华民族”(五四时期)、开放性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共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合型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定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新中国”与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互动体现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是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新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国族并统合境内各族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以“全中国”“新中国”为共同地域的国家民族(“国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