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本文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性。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行动特性及运动历程综合影响着从在线到离线的转换,而控制因素产生的政治风险塑造着网络动员的方式和策略,型构着网民群体的行动逻辑,并最终呈现为对在线动员效果的约制。     

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H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

H村村民为Y某争取选民资格的选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案例.此案例呈现出的行动轨迹是:危机引发民众创新期待--精英引导与动员--精英主导的村民集体参与行动--实现行动目的.这其中也相应地蕴涵着危机促动的行动发生逻辑、精英主导集体参与的行动运作逻辑、理性参与的策略选择逻辑.H村农民集体行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直接目标,而且促进了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诱致了制度创新.本案例表明:底层社会行动在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是取得制度创新结果的关键.     

"搭便车"行为的再认识:类型、成因与实际影响——以集体维权过程为例

"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于集体维权过程,此类行为可进行分类研究.以城中村拆迁中的集体维权为例,"搭便车"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型"搭便车",即完全不参加维权以及参加维权而不愿意出资,但分享抗争成果的行为;另一类是自保型"搭便车",即出了资且愿意参加维权的部分人,在实施风险较大的抗争行动时"临阵退缩",坐等他人"冲锋陷阵"却保留自己勇气和行动的行为.对维权组织而言,后者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前者.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Effective local governance assisting vulnerable groups: The case of youth 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s) in Sweden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s) have been analyzed from either individual or macro-structural perspectives, while policy discussions have emphasized national policy. This disregards (i) the substantial variation in NEET rates within countries, and (ii)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ance for this variation. We examine these issues in Sweden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active governance. Theoretically, four aspec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highlighted: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NEET subgroups, perceptions of problems and of solutions, and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Empirically, an initial multi-leve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ll 290 Swedish municipalitie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regarding local work with NEETs in 20 strategically selected municipalities. The qualitative data are here analyzed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unicipalities where local governance combines three of the four aspects, namely identifying NEET subgroups and sharing perceptions of problems and of solutions, have lower NEET shares than predicted.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 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5)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研究,多偏重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视角,而较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问题。本文以早期安源工运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并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以此来探究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本文认为,李立三利用个人资源开创了安源工运,而作为继任者的刘少奇则未能维系安源工运,表明中共采用的派遣特派员的组织制度的运作效果是引发安源工运兴衰的重要原因。特派员实际的工作效果,既与其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关,也与其在党内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共早期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研究——资本扩张、空间分化和都市运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变革,传统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变迁的解释力日益衰微,源于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与早期的人文生态学相似,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内部流派众多,视角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各流派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新的灵感。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研究的影响如何呢？在对2004年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进行一番细致的研读和梳理后,笔者发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野提供了一个相当精准的分析维度,可以把握中国城市研究的走势。联想到不久以前,仇立平（2006)在对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进行反思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回到马克思”,作为对此的回应,本文拟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角,对近期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展开评述。〖JP2〗结合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经典研究,笔者首先对该理论范式的基本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然后从资本扩张、空间分化和都市运动三个方面,评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近期中国城市研究,最后在政治经济学范式引导下,对中国城市社会学可能的新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

2011年初,“茉莉花”政治动荡由突尼斯开始在中东地区如火如荼铺开,并导致埃及政权更迭及接踵而至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如此形势,仡今仍未见平息迹象。尤其是国际法院的介入,在全球范围内通缉卡扎菲,更令人对世界体系变局的逻辑关系难以厘清,世界政治版图正从“雅尔塔”向“华盛顿一凡尔赛”格局逆转。本文认为,利比亚是世界格局转变的枢纽,世界政治力量正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的组合。这对崛起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崛起的更大动力,需要运用大智慧。     

社会报酬与中国城市社区积极分子——上海市S社区楼组长群体的个案研究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城市社区选举中为什么会出现积极分子？这个群体有什么结构性的特征?他们在社区中的行动逻辑是什么？通过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以楼组长群体为核心的社区积极分子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报酬,社会报酬的获得程度决定其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追求社会报酬的积极分子网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