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春秋》三传与《古文观止》评庄考辨

《公羊传》否定庄公;《谷梁传》评庄公,基本摆正了评判视角,然罪之以损礼毁法。《左传》责庄公,不偏不倚,赞庄公,持之有据,认为庄公之孝,可为天下垂训。清注对庄公诋骂甚多,犹以《古文观止》为显。重新审评庄公,对明析后世浩繁经传疏注大有裨益。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尹洙《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

尹洙的《五代春秋》是宋代史学模仿《春秋》书法的代表。一方面,《五代春秋》在书法形式上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以王纪年、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五种;另一方面,《五代春秋》在思想上继承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正统＂、＂尊王＂和＂攘夷＂四点。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