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从"诗无达诂"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理论

本文梳理并论述了以"诗无达诂"为导引和核心内涵的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理论的发展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它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总体特征,追溯了它的理论源头和对创作的影响.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不仅高扬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

《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诠释学命题,多数论者结合和根据哲学诠释学或接受理论对它进行比较和阐释,特别突出强调《诗》无达诂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维度,但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其他诠释学含义,存在着盲目对应比较、简单优劣评价以及随用意挪用的现象。这个命题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可以做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不能单纯从经学转变的历史考察《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而必须重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本自觉和本体诗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诠释学命题与现代诠释学理解既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有诸多显著的差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要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逻辑,才能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     

“诗无达诂”的产生原因及其接受意蕴

“诗无达诂”是诗歌鉴赏中的重要命题 ,是诗歌鉴赏论中的普遍原则 ,与西方接受理论的某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其成因关涉作品的文本潜能与读者的审美接受 ,也关涉作者的主体创作。根据这一鉴赏原则 ,读者在对诗歌作品进行审美读解时 ,更重要的是去发现、理解作品的潜在性与可能性 ,有自己独到的体验 ,既能“入”也能“出” ,“入”见作者之用心 ,“出”有自己之心得     

"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从诗无达诂看译者的主体性——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诗无达诂是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揭示了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任意选择的主观倾向。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本质相同,但凡语内翻译中的断章取义,语际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进程中,译者主观上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选择比比皆是,林纾的译著可为典型案例。然而,译者的选择应当受到原文的制约,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择,不可诗无达诂。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无在”解诂

“无在”，在古汉语中属相对冷僻的词语，《汉语大词典》解释其义为“不在乎”，不够准确。考察40多个用例，“无在”一般都接续在可选择对象之后，其真实含义应为“一样”“都可以”“没有差别”。“在”有“问”“察”之义，“无在”的上述意义，可能就来自于“无问”“无察”，亦犹“无论”。     

诂诗与诂诗者的局限——由“大漠孤烟直”想到的

王维诗《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直”,注家多有分岐。烟何以直,这是西北及北方独特的地理气候决定的。历来学者解诗派少考虑自然现象和生活常识,往往在古籍里找根源,这是历代解诗者的明显缺憾。     

“诗无达诂”文学观与西方现代认识

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明确意义,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合理解释,它总是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变革中。被后来者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新的文学解释。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

歌谣的“缘事而发”是朴素的主观抒情,缺少再现事件的功能;风诗与歌谣因为只有单纯的情感抒发或单一的行动、情节、场景的描写,缺乏完整叙述的功能,其主题与本事常常无法从文本中获得,须得借助文本之外的因素来解读,于是出现“诗无达诂”的接受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各种解诗系统,都带有主观阐释的性质。而作为最早的解诗系统的《毛诗》序传,因为最接近《风诗》产生的时代,保存的原始本事也应该是最多的;鉴于歌谣往往不能再现本事的情况,不应仅因《毛传》解诗从文本中得不到佐证就简单地否定它,应该对《毛诗》序传的学术价值重新认识。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论刘向关于“幽厉”时代的诗经学

本文论证了汉代刘向的《诗经》学。幽厉时代灾异说的提出,既是一种功戒,也是一种诗学观,或文学观。诗无通诂,即开放诗学之滥觞．以夹于厉幽中间的宣王中兴为比照,得出正变结论。说明《诗经》源于时风,且又影响于治乱。     

白居易“诗道崩坏”论

“诗道崩坏”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白居易所谓“诗道崩坏”即儒家“六义”诗学传统的崩坏 ,特别是“风”(讽 )的崩坏 ,其突出表现是采诗制度的废弃不用。白居易试图对业已“崩坏”的儒家诗道进行救扶 ,但最终救扶不起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论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

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再次立言"、"成一家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文章可立身、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等。这些文学传播思想大都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同时,上述文学传播思想在中国古代还不仅仅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还有一些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