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思想初探

司马相如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必须匠心独运,必须要"得之于内".所谓"得之于内",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还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是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应该说,"得之于内"是司马相如提出的有关辞赋审美创作构思方面的一个命题,其内涵已经涉及到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追求方面的内容.     

古代汉语“……之于……”式分析

古代汉语的“……之于……”式不仅可以用在主语后 ,也可以用在宾语后。“于”字介词结构是修饰、限制谓语动词的状语成分 ;“之”字并没有实际的语法意义 ,也没有起改变句子结构的作用 ,它仅仅是使“于”字介词结构在语义上的作用加强 ,也使谓语动词所涉及的对象更加明确。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

庄子发现了"道"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的哲学悖论,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     

《庄子》“卮言”新释

“卮言”即“悖论之言”,它描述了“道”与“言”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悖论之言”本真、变化、无限避免了“独断论”抽象、静止、有限的谬误,因此“卮言”给予读者理解的开放性,在悖论的张力结构中蕴含着无限生成的可能性。三言之间没有宗本与非宗本的关系,卮言、重言和寓言之间互相交融,共同为着体道的目的而言说,共同构成《庄子》语言的本真、变化、无限的基本特征。     

浅析“V得/不C”结构中的“V”

V得/不C结构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表达能性意义的结构之一。通过讨论V得/不C结构中V的特点,认为能够进入到V得/不C结构的动词多是单音节动词,而且具有比较突出的[+行为]语义特征;能够进入到V得/不C结构中的形容词数量不多,一般进入V得/不C结构的形容词都具有比较突出的[+状态]语义特征。     

企业属性与“得”、“德”价值关系辨析

企业和人一样,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企业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经济属性,企业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伦理属性。基于对企业属性的剖析,可阐明"得"与"德"是企业行为的两大动力源,它们在本质上是异质同构的。     

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的比较

越南语中“du■c”和现代汉语中“得”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极为相似,通过对比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c”字句,揭示出母语为越南语的留学生在学习“得”字句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化理论为方法:“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一起,是冯契智慧说的核心命题.任何理论都内在地具有方法论功能.概念转化为方法是化理论为方法的逻辑依据.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为一个辩证思维推理的过程.推理与推行是贯穿其中的两个基本环节.从方法论展开的角度考察,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主要经历了分析与综合的三个环节--开始、进展和目的.在作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交互作用的人类认识过程中,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越突显,化理论为方法的层次也就越高.德性的自证是化理论为方法的最高境界.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动态助词“得”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得”共出现687例，其中动态助词“得”共出现49例，占“得”出现总量的7．1％。其作为动态助词出现的句法格式有“动＋得＋名词（包括时间名词）”、“动＋得”（在分句末）、“动＋得＋数量短语（包括时量、动量、名量）”、“动＋得＋动词（包括动词性短语）”、“形＋得＋名词”，动态助词“得”在这之中全部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完成实现，而不表动作状态的持续。动态助词“得”的功能在宋元明时期开始逐渐趋向单一。     

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oc”字句的比较

越南语中“（d）（u＇）（o）c”和现代汉语中“得”在读音和用法上都极为相似,通过对比汉语“得”字句和越南语“（d）（u＇）（o）c”字句,揭示出母语为越南语的留学生在学习“得”字句时出现偏误的原因.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     

论周敦颐诗歌的“思心”与“诗心”

周敦颐诗歌研究者寥寥,这与对他的理学研究形成极大反差。结合周敦颐的人生境界来解读他的“思心”与“诗心”,在他古雅、自然舒畅和理趣盎然的诗歌风格中自有一种“性焉安焉”的至情至性。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先秦道家“道—德”形而上学初论

先秦道家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原。但只有这个“道”本还不行,因为“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它理所当然要体现于天地万物,否则就会干涸窒息。这就涉及“德”的问题。老子讲“朴散则为器”“失道而后德”,庄子讲“道德”,这就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认识道家这种“道—德”本体论,对把握和发掘道家的深邃思想有重要意义。     

援“道”入“相”:《庄子》相术思想的独特性

《庄子》一书中有不少与相术相法有关的内容,它们体现了作者对世上流传的相术以及观人相物方法的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认识。《庄子》对世间相术有肯定、吸纳和借鉴的一面,也有否定、超越和提升的一面,其相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援道入相:以道观照世间相术,并主张以道观人,以道相物。《庄子》的相术思想不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书的学说核心,其表现形式也对全书有增光添色之功。     

论“三言”“二拍”中的尼冠形象及其审美价值

"三言"、"二拍"中的不少篇章描绘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尼姑和女冠(女道士)形象,她们个性格鲜,心态复杂,或放纵淫欲、追逐爱情;或行侠仗义、成人之美;或冰清玉洁、永遁空门,富有时代气息,是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人与自然:“中心论”还是“主体论”?

本文通过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原因的揭示,分析和批评了两者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佯谬。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主体主义”的新观点。     

“护生”到“杀生”——论丰子恺创作心路的嬗变

一向充满童真诗意,倡导“护生”的丰子恺,解放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童真诗意转变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叙事,不但如此,在他后期的散文里竞不吝笔墨向人们展示有违佛性的“杀生”场景,显示丰子恺的创作心路已发生嬗变。从“护生”到“杀生”的主题变化,叙说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言说和遭际,和在不断“成长”中所滋生的困惑与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哲学思考。“缘缘堂”传统思想在此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