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基于中国创业板IPO抑价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1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研究了以承销业绩衡量的承销商声誉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研究发现,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中,承销商声誉对IPO抑价率没有显著影响,而新股上市首日的破发现象将导致投资者对新股承销商的认可度下降,这种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将显著降低该承销商随后所承销新股的IPO抑价率。     

主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率——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主承销商声誉是影响IPO抑价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我国这一现象并不显著。以1990—2005年间发行的1 230个IPO公司为样本,采用一套新的切合中国国情的券商声誉测算方法,区分不同IPO发行制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与国外市场相比,我国券商声誉、股票发行规模、公司发行前存续时间等变量对抑价率的影响较弱。(2)在不同的IPO发行制度下,券商声誉有着显著的差异。(3)按照不同的IPO发行制度进行分组,发现我国券商声誉与抑价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不甚显著。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当控制权转移发生之后,公司的短期绩效提高显著,中长期绩效也有所提高,但绩效改善的持续性不足.股权制衡组的绩效优于股权高度集中组,股权高度集中组的绩效优于股权分散组,一定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包括Z与W指标)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0.65、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1.72倍时,公司的经营绩效最好.     

投资者识别大股东支持和掏空的潜在可能——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区间效应,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不同区间时其持股比例与投资者评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支持区间"时,投资者的评价趋向于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掏空区间"时,投资者(不包括债权投资者)的评价趋向于与第一大股东持股负相关。这表明中国投资者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大股东支持和掏空的潜在可能。     

我国新股发行制度变迁与IPO高抑价的实证研究

中国IPO抑价率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抑价率水平,难以从传统的IPO抑价理论中得到解释。中国A股发行制度的变化,无论是发行审核制度的演进,还是发行方式的创新,以及发行定价机制的反复,都直接影响了IPO抑价率。ANOVA分析结果表明,发行制度的变化是影响我国A股IPO抑价率的主要因素,而且随着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监管层通过降低IPO抑价率,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分析

以债务期限结构为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社会法人股比例为解释变量,经过回归分析,得出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国有股比例、社会法人股比例、H1指数和Z指数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的结论。     

认证监督还是逆向选择——风险投资对创业板IPO抑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风险投资角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率和IPO后长期股价表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表现出逆向选择效应而不是认证监督效应。有风险投资背景企业的抑价率高于无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且风险投资占股比例越高,抑价率越低;无风险投资背景企业的长期股价表现优于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且风险投资占股比例越高,长期股价表现越差。     

承销费用、承销商持股与IPO抑价

以2009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的A股IPO数据为样本,分析承销费用与IPO抑价的关系以及承销商持股的不同情况对承销费用与IPO抑价关系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承销费用与IPO抑价呈正相关关系,承销商持股数量的增加会增强承销费用与IPO抑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创业板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相关性研究

为促进资本市场有序发展,降低IPO前盈余管理对IPO抑价造成的影响,在创业板特殊背景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9年10月—2012年9月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355家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创业板公司IPO抑价率和IPO前盈余管理程度的计算分析,引入影响因素变量,对创业板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得出创业板IPO前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大IPO抑价越大的结论,并据此提出加强IPO前盈余管理行为监控以降低抑价率的建议。     

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

文章选取2006年到2011年中国A股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新股投机行为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股投机行为与IPO抑价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级市场资金、新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新股上市首日股价波动程度等代表新股投机行为的指标均对IPO抑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征与支持企业成长性研究 —基于创业板的数据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以及大量中小企业需要其资金和管理支持成为近几年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2年在国内创业板上市的18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讨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身特征与其支持企业关系,结果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声誉指数、注册资本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参与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家数、进驻企业时间、资产规模与企业成长显著负相关;而企业成长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验、持股比例、净利润并没有显著相关性.     

承销商:声誉为重还是利益为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的证据

声誉是承销商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利益亦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拥有"股东+中介"双重身份的承销商究竟会以何者为重?以2006—2012年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可从IPO抑价的角度探讨承销商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分析承销商在承销业务中的行为,我们发现承销商的声誉对IPO抑价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与IPO抑价之间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数对承销商声誉和IPO抑价之间关系的影响,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当承销商未认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时,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而一旦承销商认购上市公司股票,声誉则对IPO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承销商所拥有的双重身份会给其带来利益冲突问题,并且在面对该问题时承销商会更倾向于选择获得利益。     

控股股东声誉资本、大股东联盟与股东资源效应——基于创业板IPO前后的经验证据

作为公司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和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大股东联盟对整个公司发起、运营和管理等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股东资源观,以声誉资本为切入点,以创业板公司IPO前后事件为考察场景,利用2009—2016年创业板IPO样本上市前3年至2020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大股东联盟作为股东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在中国公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在IPO前的发起设立环节,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吸附其他发起人异质性资源的概率越大,即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2)在IPO过程中,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IPO抑价越低、长期市场表现越好;(3)在IPO之后,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大股东联盟的合作持续性越强。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IPO场景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为对其他股东资源的强大吸附能力和大股东联盟合作的稳定性,这些作用均对公司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发起设立和定向增发阶段,或者具体到国企“混改”情景,公司选择潜在外部股东时应以股东资源的异质互补、大股东联盟的治理协同、未来发展的价值可期为根本,实现公司价值创造。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与资产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董事会持股、监事会持股、经理层持股、高层管理薪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二次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司绩效。     

社交媒体大数据、 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

为深入研究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所反映的投资者情绪与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抑价之间的关系,采用网络爬虫(Python)技术挖掘社交媒体大数据,通过人工构建股市情绪词库,分析了社交媒体言论中包含的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的投资者积极情绪与IPO抑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与IPO抑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消极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可以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可靠指标,为度量投资者情绪提供了新方法,并为监管机构对社交媒体信息及水军的靶向性监管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股权锁定制度对中小板IPO抑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2年在中小板上市的54家企业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2012年我国取消网下配售股份三个月锁定期限制之后,制度变化对于中小板上市企业IPO抑价率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一股权锁定制度的取消降低了中小板上市企业的首日IPO抑价率。     

国有股权、IPO抑价与长期收益率

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关于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运用1990—2011年的中国A股IPO公司数据,使用首日超额收益率和首日收益率来衡量IPO抑价,运用买入并持有的两年期超常收益率和两年期累计超额回报来衡量IPO长期收益率,构建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IPO长期收益率的影响的Cluster和Bootstrap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比例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国有股权比例越高,IPO长期收益率越低。这一分析有助于认识国有股权对IPO抑价和长期收益率的影响,也有助于认识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影响,可以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分析——以巨潮民营样本为例

以2007-2009年174家巨潮民营样本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是内生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公司绩效反过来会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在OLS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考虑内生后,相关性不显著,反过来公司绩效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性正相关。     

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竞争力关系研究

选取2002-2006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竞争力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农业上市公司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农业上市公司竞争力正相关,国有控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竞争力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2)董事会特征对农业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影响较小;(3)高管激励机制方面,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高管人员的薪酬和农业上市公司竞争力之间仍然呈现了一定的负向联系,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和企业竞争力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一股独大"与股权制衡——基于深交所中小上市公司的分析

股权结构是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公司业绩.文章采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构成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也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