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研究

受盛唐诗风和中国剑文化的影响,朝鲜诗人车天辂汉诗中的"剑"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抒发了诗人尚武任侠的豪情,也是诗人无尽的孤愤和高洁品质的象征。"剑"意象抒发了诗人的远大理想,也成就了其汉诗雄健奇壮的风格。     

高丽前半期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高丽前半期（918-1170）的汉诗诗人都没有个人文集留存下来,其少量作品主要依靠徐居正的《东文选》和崔滋的《补闲集》得以传世,有作品存世的作家也屈指可数。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身上所具有的亦官亦隐、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特质对其汉诗创作的题材、意蕴产生极大影响。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所书写的亦官亦隐的人生体验中,既体现闲适淡泊的情韵,也体现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意蕴,这两者并不相悖,且共同演绎了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的盛世情怀及其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二十世纪末现代汉诗分行的探讨

分行是诗歌不可忽略的文体标志,是有意味的形式.诗句的分行增大了语句之间的跳跃性,从而形成巨大的张力场,使诗的意蕴无法穷尽.20世纪末的现代汉诗在分行方面显示出相当的随意性,古典化、先锋化、平民化、图形化等等,纷纭复杂,从而消解了分行的意义和作用.分行不是率性而为的,应体现出诗情的流动,并适应诗人内在节奏的要求,以这个评判的标准探究90年代诗坛的具体作品,对20世纪末现代汉诗的分行的情况作整体地扫描和透视,提出现代汉诗应从传统中吸收营养,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论汉字与汉诗意象

文学是以意象形式来反映人的外部世界和内心感受的,汉字以其意象性结构为汉语文学提供了一种对世界审美把握的最佳资源:(一)汉字语象成就了汉诗的"画意"追求;(二)汉字意象孳乳了汉诗的比喻意象;(三)汉字分行排列凸现了汉诗的丰美意象。有血有肉的汉语文学源于对汉字的精心雕琢,现代汉语文学,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美的资源",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保持地方性和民族性。     

从汉诗英译到诗歌创作——论雷克思罗斯之“汉风诗”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译介了大量汉诗,翻译策略颇具创意。他的汉诗英译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雷克思罗斯十分推崇汉诗与汉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汉风诗＂。他的英译汉诗,尤其是创作的＂汉风诗＂,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美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晚期汉诗

芥川文学研究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长盛不衰的显学。然而,迄今为止的芥川研究往往忽视其作为汉诗人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探索芥川的汉诗不仅有助于推进芥川文学研究进程,对于考察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

文章概述了夏目漱石研究史上关于"则天去私"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在夏目漱石文学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研究史所轻视的汉学问题,认为理解"则天去私"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比较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前提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了<明暗>各章执笔的时间表,并对<明暗>的重要章回和与其对应的汉诗进行了尝试性的对比和分析,表明<明暗>时期的汉诗群与<明暗>及"则天去私"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汉诗是研究夏目漱石、特别是考察晚年的夏目漱石时不可缺少的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生代"诗歌

80年代中后期西方哲学思潮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诗结合,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特质的"新生代"诗潮.它以反叛的姿态打破诗歌传统格局,以消解深度模式为由在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颠覆性运动.在诗学观念、话语方式、内在深度、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极具探索意义.     

论"意象迭加"在庞德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运用

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创作中"意象迭加"手法的应用及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通过比较"意象遮加"在中国古典诗词与英美意象派诗歌中运用的异同,剖析了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及其所受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虽然存在文化误读,但对当时英美意象诗派的发展和繁荣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新诗知性品格的建构

中国新诗知性品格的建构 ,总体上呈现出初步彰显、逐步提升、渐趋融合的发展态势。这是现代新诗知性品格逐渐自觉、成熟的过程。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诗美原则的新的艺术方向 ,也为考察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     

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概说

由于西学知识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国传统诗学已成为一种"异质"的知识.认识中国传统诗学的这种"异质性"对于中西两种异质的诗学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总体性认识,文章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谱系结构、知识质态和知识言路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阐明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特征.     

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试论朝鲜诗话话语中的“学诗者”接受视角

由于朝鲜诗话的说话人具有朝鲜文化的背景和说话语境,因此,朝鲜诗话中的说话人既是说话人,又是转述者;既是朝鲜汉文学的权威者,又是中原汉文化的学习者;朝鲜诗话中的接受者既是写作对象和读者,又具有中朝文化双重的文化背景。人们从朝鲜诗话“学诗者“接受的视角,可以看出说话人的背景和特殊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圆形美”

“圆形美”是我国十分古老而又重要的美学思想,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圆形美”的美学思想对我国的艺术创作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追溯这一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及其对我国艺术创作的影响,并着重通过对文本的剖析进一步揭示我国古典诗歌抒情话语中所蕴含的“圆形美”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赋中的“海”意象

与西方古典文学相比,中国古代诗赋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显得不够丰富。但这些作品对海的表现,在创作手法上有其自己的特色,它既将海作为自然之景予以描写,更以此作为主观情感的表现我体。因而,出现在古典诗赋中的“大海”,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中俄格律诗中的“格“

格律诗在俄、汉语传统诗歌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比较了中俄格律诗格的异同,揭示了语音体系是一个民族诗歌体系的基础.研究中俄格律诗的共性和差异对中国人欣赏和翻译俄语诗歌有着重大的意义.     

略论通感在中英诗歌中的作用

通感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和艺术技巧。美的通感在诗歌语言中往往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本文采用平行研究方法,阐述通感在中英诗歌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