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日本明治文坛

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在中学与西学的激烈斗争中衍生出两种文体的撞击,这两种文体就是内容上“载道”、形式上拟古的八股文和西方文化的载体梁启超的新文体。前者随着思想内容的腐朽渐次丧失活力,后者随着资产阶级文化的广泛传播日益呈现出勃勃的生机。目前,全国流行的“文化热”已化作研究中西文化的动力,晚清中西文化的大撞中资产阶级文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曾给中国的古老文化以怎样的冲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力,然而却意外地冷遇了资产阶级文化在晚清中国的载体之一“新文体”,笔者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此,选取“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外来影响”这一题目,在横的比较中去接近新文体的研究客体,以期抛砖引玉。     

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

20世纪初,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文艺轻骑兵,影响乃至左右了晚清与"五四"时期散文变革的历史走向。师法欧西,维新吾民,撞响自由之钟,铸造民族之魂,激发民气,新民救国,梁启超们用饱蘸情感的"新文体"创造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神话。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的报章之文,大多笔锋常带感情,充溢着忧患意识、尚武精神、破坏观念、种族之思、家国之感、启蒙精神与救亡情怀。引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打倒了桐城古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散文文体,开"五四"文学革命先声,正是梁启超发起文界革命及其"新文体"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晚清“文界革命”论纲

<正> 晚清的“文界革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对当时的散文革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那个时期散文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可是,多年以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它进行探索。因此,晚清“文界革命”是怎祥兴起与发展的,在创作上有什么特色,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至今面目不清。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文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和它同时兴起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是同晚清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着的。甲午中日战后,困难当头,瓜分之祸     

论晚清“文界革命”的孳生过程及其走向

“经世”二字 ,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 ,而乾嘉之学则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为乾嘉之学所孳乳 ,与陵夷衰微的政局相合拍的今文经学之复兴 ,形成了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 ,并发展出一种时务之文 ,使得散文从桐城派的“义法”论及古文辞的路径中获得了解放 ,又藉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兴盛 ,更进而产生了“报章文体”。梁启超“新文体”及其“文界革命”的主张 ,便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沿着“杂以俚语韵语”、“平易畅达”的要求再向前发展 ,便有了维新派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从理论上说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做了大力阐发 ;从实践上说 ,1 9世纪未就开始涌动起第一波白话文运动。然而 ,晚清文体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仅是因为旧思想的矛盾 ,而且也因为陈旧的审美趣味与报章文体的龃龉。由此 ,在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涉及到散文本体层面的两组矛盾就已经突显了出来 :一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发展趋向 ,与坚持贵族式雅趣的守旧立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散文的范围尽可能加以扩张的趋向 ,与坚持文体特质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了个大爆发 ,且以众多的转换形式贯串于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史中。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

本文回顾晚清时期由传统的“夷夏”“古今”之辨逐渐形成的用以指涉“西学”和“中学”的“新旧”观念,进而探讨“新旧之辨”演变为“五四”时期的显题或主题,成为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多元性的一个根本范式。作者指出,“新旧”观念从晚清到“五四”的推演,大体上经历了“旧道新艺”——“旧道新政”——“旧道新道”这样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表明“新旧”冲突在五四时期进入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是在“崇新”、“尚旧”和“新旧调和”这样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而“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占据了上风。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相联系,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互刺激、相竞而长,以致形成了难以兼容的两极,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上两极相通。“思想自由”原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整体态势,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各种思想资源。“思想自由”应该是“五四”的最大遗产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骈并用;二是诗文互渗。中国散文文体裂变的先兆发端于晚清域外游记,但过去的文学史家只关注重大的事件、外在的口号之于散文文体变革的意义,却忽视了可能引起文体裂变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混沌一片,因而是更曲折潜在的隐性因素。文章还考察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指出新文体散文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一方面,梁启超将我国杂文学传统的优势和缺点发挥到极致;另方面,他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