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规范法学对法律自创生理论的影响--从卢曼到图依布纳

法律自创生理论是针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而产生的,作为主流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对其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法律自创生理论的提出者卢曼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法律的内在描述”;图依布纳则进一步将哈特的“新规范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整合,尤其在与卢曼有理论分歧之处,受哈特影响更甚。这种基础作用对于当下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理论和法治建设也有所启迪。     

论西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法治理论出于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为此他们设计出了“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政制模式。法治理论的实践是法治社会的建立,它贯彻了人权神圣、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和分权与制衡诸原则。西方法治最基本的成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理性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性质辨－－兼论西方法治理念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启迪

"以古知今,洋为中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仍然普遍存在于现代法治进程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中国法律文化的性质,并与西方法律文化作以比较研究,追寻并汲取古人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从而为中国21世纪的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及领袖 ,孙中山先生具有许多同时代人所没有的优良品质。由于特定的成长教育环境 ,使他对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了解 ,资产阶级的法制理论对他有很大影响 ,并曾是他学习研究的中心。同时 ,凭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感情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他认为古今中外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各有千秋 ,因此应各取所长。对于中国而言 ,就是应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创制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这就是他法律思想发展的轨迹。由于职业革命家的实践 ,他深感中国欲进入法治社会的艰难 ;由于对世界革命潮流的迷茫 ,他饱口尝了祖国灾难深重的境况 ,但他始终信心百倍地认为中国终将能够达到理想的宪政及依法自治的社会。因此 ,他全身心地为此设计了一整套指导思想和逻辑体系 ,这就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 ,以“五权宪法”为宪政框架 ,以“四权自治”为政权目标 ,以“三期建设”〔1〕为必经历程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现代法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 ,我们应作出科学而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法律文化的观念之维及其中西方差异除魅

立基于观念之维的法律文化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理解法律文化的中西之分野、古今之脉络,进而致力于建设一种沿承自身传统同时指向现代法治目标的法律文化.因研究方法的宏大叙事,时空选择的非对应性,学界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结论多有瑕疵.中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以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为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法治休戚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所构成的法律文化保障法治得以实现,同时也只有法治才是引领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实践方案.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法治的文化诠释

“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浅析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地位

本文从清末法制改革对中国传统法律在法律结构、法学语词以及法学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冲击来讨论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地位,认为清末法制改革加速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促使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带来了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从中西方律师社会角色比较中看中国律师定位

自中世纪以来,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使社会事务的处理和社会成员的活动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与规则的整合性治理,这使得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律师应该具备的社会角色是社会中的政治人、社会中的法律人、社会中的经济人和社会中的文化人。更充分而有成效地发挥律师在中国法制建设中的社会职能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