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论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借鉴与启示

加强大学生德育工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意蕴丰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等都可转化为教育理念,可作为现代高校德育方法的借鉴。高校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灵活运用“无为而治”思想,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以“无为”达到“有为”的境界。     

“同归而殊途”: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同归而殊途”,就目标来说是“同归”的,都是想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为”的美学境界;而就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的路径来看,又是“殊途”的。     

老子“无为”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老子赋予"道"以自然、无为的属性,其"无为"思想蕴含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内在哲理和客观规律,以此为人们确立一种自然无为的行为模式,并试图借助这种行为模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深刻理解老子"无为"思想的真义,对于正确解读自然无为与生态智慧,处理好尊道而为与尊重客观规律,把握为而不恃与价值回归,坚持无为而治与管理创新,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纠正人们在老子"无为"思想认识上的消极和退缩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解《论语》“无为而治”

自《论语》讲"无为而治",历代儒家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汉唐儒家以"任官得其人"言"无为而治",又讲"德者无为"。与此不同,朱熹以"恭己""德盛而民化"言"无为而治",同时又与《论语》"为政以德"结合起来,讲"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将孔子讲"无为"与老子讲"无为"区别开来,从而对《论语》讲"无为"做了系统的论述。清儒更多地汲取朱熹的解读,同时又结合汉唐儒家的"任官得其人"。因此,今人对于孔子"无为而治"的解读,不能只是以汉唐儒家的解读为圭臬,而应当对前人的各种解读做出综合的考察,尤其要研究朱熹的解读。     

“无为而治”解蔽

“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哲学,被视为消极遁世主义的思想、愚民之策与权谋之术而备受批判。“无为而治”源于“有为”政治无法避免的两类难题：理论上的智慧、信息与知识之难,实践上的价值取向、策略选择之难。“无为而治”绝非消极避世的不作为,而是在懂得政治之边界与限度前提下的“有为”,包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意在对政治精英提出劝诫。实现善治需因循从“有无为”、“为无为”到“无不为”理论逻辑。     

试论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构想

老子常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48章,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章序数）,“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意思是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为还是要为的,不过为的形式是无为罢了;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他由此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构想,是把天道用于人道,要求统治者不违背规律,顺乎民心,为安静无事的社会的出现奠定基础。     

老子朴治无为思想的探析

“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在“无为”指导下的作为,同认识、心性领域的虚静无为相对,属于行为领域内的无为;在老子“无为”治国思想中,是朴治无为前提下的作为,同功利有所作为有明确的区分。朴治无为是老子无为治国思想的中心,属于纯理论方面的探求,在具体理论运用中就表现为术治无为,在治国行为过程中则表现为“为无为”。     

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说“无为”

作为老子政治哲学范畴的“无为”，绝不是无所作为之意，而是指人的这样一种行为原则和行为方式，即按照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和总的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以道所体现的柔弱的特点和方式加以辅助、引导或变革，使其向着既有利于客观事物又有利于实践主体的方向发展。     

乐生的国家治理维度--韩非的逻辑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关注民众乐生问题,是韩非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认为,所谓乐生就是快乐地活着来干合法的好事,同时也为爱惜身体不干那些非法的坏事。韩非把民众乐生和国家治理统一起来,认为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只有民众乐生,才能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治理;民众乐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理想局面。国家治理不能允许民众不乐生,国家治理不能让民众不乐生。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道家生态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为一。与此相应,“自然无为”就成为道家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有二：一是顺应自然,二是勿强行妄为。以此为根据,道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生态伦理规范,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道家生态伦理对于现代社会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余三定先生的学术追求

余三定先生具有多重身份,这使他从不同角度立体地看待文学、学术与学术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快乐读书与知书,要知读书,知评书,知藏书;二是对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思考,提倡优化学术环境和培养学术情趣,从制度层面反思学术评价机制和提倡无为而治;三是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对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运用与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三者又都源于湖湘文化的浸染.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律令制体系下天皇的服饰

对隋唐政治、经济诸制度的参照后,日本建立了律令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服饰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史料探索律令制体系下日本天皇的服饰。从形制上分析了与中国“衮冕十二章”的异同,然后从政治、民俗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冕服制度的差异和原因,最后介绍日本学术界的观点,阐述日本衣服令的实质。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论“无为”思想的学派性

“无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由道家最早提出,但并非为道家所专有。从先秦到汉初,除了道家使用这一哲学范畴外,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也都讲“无为”,只是对“无为”的诠释有所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胡锦涛与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

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得以维持的条件,旧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以后,我们党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从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执政为民、建立新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开发,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持补充开发了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