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萧嶷与永明之治——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的儒雅化进程

宋齐之际,南朝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形成了大体和平稳定的永明治世.在此转变中,萧嶷发挥了独特作用.萧嶷参加了新朝的建立巩固,并最早从事经济恢复.在统治集团内争中,他克制谨慎,调和矛盾,维持了政局稳定.他招引士人,推动了文化繁荣.萧嶷具有儒学士人的文化品格,其行事和命运折射出低级士族儒雅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     

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藏书著书之风与齐梁文学繁荣

齐梁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文学观念的更新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以外,齐梁时期藏书著书之风兴起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沈约、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以及昭明太子等人为例,对藏书著书之风促进文学繁荣的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玄妙之"象"与生命之"境"

古典文学界把意象当作意境的构成元素是值得商榷的.在实践上,意境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诗歌,存在大量有"象"无"境"之作;在理论上,意境与意象在适用范围、内涵、性质、形象的审美特征上各自有别.这说明,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意境取代了意象,从玄妙难解走向生命体验,显示着意境对意象的超越,这也同样证明它们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之得失

曹丕<邺中集>创作时间当当太子之后,称帝之前.谢灵运<拟委太子邺中集>在这一点上考虑欠周,因此在拟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文章就这些纰漏发表意见,进而探讨其原因以及谢灵运拟古的意图以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