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总体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先后提出了湖北在中部崛起、振兴崛起、走在中西部前列等发展战略。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是湖北第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宏观发展战略,也是全国较早提出的地方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对各地乃至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振兴崛起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湖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又面临西部地区追赶压力的情况下提出的,既收到明显成效,也存在不足之处;2002年提出"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实施使湖北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的时期。     

科学发展观与"十一·五"期间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战略重点

准确的把握"十一·五"乃更长一段时期的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形势,对于如何以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战略重点,是十分重要的.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营学、社会学、管理学、系统学和系统工程等原理与方法,对未来的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地区的、区域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新的战略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给南京带来了许多发展机遇,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要求南京在长三角经济圈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将南京推向了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前沿阵地;南京都市圈建设,巩固提升了南京在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地位.毫无疑问,在未来,在南京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势必将对南京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中部崛起战略的意义及其理论创新

中央政府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提出有两大重要含义:其一,意味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其二,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用来指导东部开放、西部开发战略的梯度推移理论和反梯度推移理论的终结.因此,中部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缺位,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必须创新理论.     

论西部经济的外资发展战略

要促进西部经济开发与腾飞 ,不仅要依靠国内的资金 ,还要吸引与利用国外资金。西部地区政府必须制定出包括环境战略、产业结构战略和技术战略在内的外资发展战略 ,从而充分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 ,促进西部的大开发。     

"江西崛起"战略的理论透视与动态测度

本文在剖析"江西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背景的基础上,构建崛起指数指标并计算江西省2002-2006年度崛起指数值,对江西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进程进行实际测度.分析表明,进入2l世纪以来,江西经济已呈现初步崛起态势,但距离实现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的完全崛起依然任重道远.继续加快推进江西工业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仍是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决策与保障

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它由认识体系、决策体系和保障体系三个部分组成。认识体系包括信息产业的定义与形成、内容与分类、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地位和作用;决策体系包括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思路、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保障体系亦即对策体系,包括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指导、战略机制、战略创新。     

知识经济与中国西部跨越式发展

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与西部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战略问题.实施追赶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既是西部摆脱困境的需要,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没有西部的跨越发展,就不可能有区域经济的协调,更不可能有整个经济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更给西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因此西部必须抓住知识经济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持续地发展.     

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依托、发展模式与政策原则

中部崛起战略已经进入战略实施阶段,但是理论界和决策界在中部崛起的战略依托、中部发展模式以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原则等重大问题上还缺乏深入探讨和统一认识.本文基于中部地区区情和国家区域战略要求,探讨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重点西移”前西部经济发展对策探讨

近年来,国家为了以有限的资金投入最大限度地获取近期或中期经济效益,在生产力布局上作了战略性调整,准备在近期内投入较多的力量开发我国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将作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经济开发战略重点。纵观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的态势及对它们各自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评价,我认为国家所作的上述战略调整及“重点西移”的设想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本文正是准备以此作为边界条件,着重探讨西部地区自身在“重点西移”以前所应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突破,赢得了前两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随即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系列战略举措,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勾勒了广袤大国走向普遍繁荣、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