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农村贫困地区"两基"教育喜忧参半

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05年,农村“两基”教育呈现“三喜二忧”,即儿童在校率提高、青壮年劳动力文盲率下降、“两免一补”的措施逐步落实、教育费用上涨、贫困及低收入农户的教育负担依然很重。一、学龄儿童在校率提高。2005 年底,扶贫重点县学龄儿童在校率为     

2003年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0.8％。农村低收入人口294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4709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55.3％。 一、绝对贫困发生率8.9％。2003年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上年略有增加,贫困发生率反弹0.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5.8个百分点。 2003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35.4万人,西部地区减少24.7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     

2005年国家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下降180万人

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2005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1433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60．6％。农村低收入人口2191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3．9％。两者合计为3623万人,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56．3％。与上年相比,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减少11．2％, 低收入人口减少15．5％。     

200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基本情况

一、全年脱贫59万人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下同),2002年扶贫重点县的剩余贫困人口为1752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2.1％。低收入人口规模为3076万人,占全国低收入人     

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自然与人力资源禀赋不足、严重自然灾害、残疾和大病是当前农村的主要致贫因素,因此扶贫工作应以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主。 一、当前农村主要致贫因素 (一)自然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扶贫重点县贫困农户有70％生活在山区,其中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户有76％生活在山区,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     

2006年扶贫重点县医疗与教育基本情况

一、2006年扶贫重点县农民医疗支出继续大幅上升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户比例大幅提高,但农民医疗支出继续大幅上升的现象应引起高度关注。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根据翔实的实地调研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点县瞄准、贫困村瞄准和贫困群体瞄准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重点县的比重超过了规定的70%;贫困村识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瞄准精度,但由于指标式的贫困村确定方法从制度上排挤了一些真正的贫困村进入瞄准范围;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信贷资金不能瞄准贫困群体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研究——以云南禄劝县旱灾为例

农户贫困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农户自身生计资产又能有效抵御这种灾害所带来的风险。针对西南地区2009年遭遇的60年未遇的严重旱情,在回顾相关文献基础上,以国家级民族扶贫重点县云南禄劝县为例,对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风险因素和抵御风险因素两方面对禄劝县各乡镇2009年旱情与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因子分析,实证得出结论：禄劝县贫困脆弱度较高,保持水土,增加绿化面积和提高低保农户比重可以有效地抵御旱情风险、缓解贫困。     

公益岗位扶贫的对象特征及脱贫效果研究

以公益岗位为代表的"购买服务式"扶贫治理模式,是针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开发式扶贫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为验证公益岗位扶贫的政策效应,本文基于2016年、2018年末南京市栖霞区低收入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分别采用Logit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分析公益岗位扶贫对象特征,实证检验公益岗位扶贫对低收入农户收入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低收入农户参与公益岗位并非是一个随机行为;参与公益岗位的低收入农户相较于其他扶贫对象,其户主以男性居多、受教育程度略高;家庭成员中具有一定劳动能力、距村主干路较远,属于一般低收入农户等。公益岗位扶贫政策在促进低收入农户就业的同时,使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11%左右,有助于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2006年全国扶贫重点县概况

一、贫困人口下降167万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2006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1266万人,占全国农村贫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2005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收入增长,税费负担大幅下降

一、农民收入实际增长6．5% 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723元,比上年增加13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上年降低0．8个百分点。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2004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概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3% 根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下同),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82元,比上年增加176元,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7.3%。增加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1%,增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一)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1 6.3%。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